刘乾能（四川雅安）

　　刚到塞北军营那会儿，最想收到的，莫过于家乡的来信了。

　　每到下午五时，身体虽然还在进行着队列动作，但心早已飞到训练场入口了。五点钟，骑着三轮摩托车的团部通信员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每当这个时候，排长便会下达“原地休息”的命令。说是原地休息，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大家蜂拥而上，把通信员团团围住。“张兵”“高强”“赵世宽”……随着通信员典型的唐山口音，念到名字的战友便从他手中接过信件，一阵小跑冲到白杨树下，急不可耐地读起来。对于远离家乡的新兵而言，按时收到家里的信，是每天梦里都期待的大事。

　　每到周六，新兵连总要举行家信朗读。听着那些语言流畅、词句优美的家信，我便会在心里期盼着有一天班长能当着全班战友的面念我收到的家信。然而，这样的机会却一直没有轮到我，因为我收到的每一封家信，都是只有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写来的。废弃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半页纸，七歪八扭地写着几行字，也不外乎家里的牛儿长大了，油菜开花了，今年的麦子歉收了，隔壁袁大爷过世了。即便这样的内容，也常常有不少的错别字。通篇读完，找不到一句鼓励的话，更没有“坚守塞外、戍边卫国”之类让人心潮澎湃的词语。我知道，这样的家信是不可能被班长选上当众念的，更不可能被连里选贴在黑板报的家信栏。那段时间，我常暗自埋怨父亲，咋就不能给我写一封拿得上台面的信呢。心情低落，我便把眼前的不愉快一古脑全倒给父亲，什么天气冷到滴水成冰啦，什么一天两顿玉米小米饭啦，什么训练苦晚上累得睡不着啦，但凡能发泄心情的词语，我都一点不吝啬，极尽可能地写给父亲。我知道，新兵连短短两个月，我是不可能有家信展示的机会了，这都怪父亲的无能。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部，成为警卫排一名战士。和新兵连艰苦而枯燥的训练相比，警卫排的生活便显得十分轻松。在给父亲的信中，我一句也没提自己在警卫排的日常，倒是给父亲描述了北方的冬天，白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夜晚的寒风刮过，在树尖发出“呜呜”的鸣叫。冬天一场又一场的大雪，须得等到来年五月才会融化。我希望父亲能从我的字里行间读出些什么来。

　　那段时间，我每隔半个月，会准时收到父亲的来信。信里，父亲照例会写家里的日常：齐头山修了一条上山的机耕道，背粪上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担心滑倒摔伤了；弯刀石的大水凼填平了，新修了一座石拱桥，比之前踩在石头上过溪稳当得多；栽下的杉木开始抽条了，每次修枝，都会背回一大捆枝条，烧锅做饭火旺耐燃；屋旁的那株银杏枝繁叶茂，巨大的树冠遮挡了半间屋。在父亲的眼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我们，似乎只在乎沙漩头的一切，至于其他战友家信中父亲再三叮嘱要建功边防，立业受奖之类的话语，仿佛与我毫不沾边。越是这样，我越是和他别着一股劲。我一边应付性地给父亲写着信，一边暗下苦功复习，一心想着考取军校，好让自己扬眉吐气。

　　第二年秋，看着参加考试的战友一个个领到了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打起背包到军校报到，而我却一直在焦虑中等待。九月初的一天，团干部股长告诉我，说我的档案之前的确被石家庄陆军学院提走，但不知什么原因被退了回来，或许是文化考试分数不够吧。不要紧，继续努力，好好复习，明年还有机会。股长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一周后，我接到父亲的信。这次，父亲没有再给我写家里的庄稼，也没有写猪牛肥了还是瘦了，父亲在信中写到他参加红军的事。

　　1935年10月，15岁的父亲瞒着爷爷奶奶，从沙漩老屋出走，跟随红军北上。在翻雪山、过草地、攻克腊子口后，被编入西路军到达甘肃南部。由于身患重病，父亲最终在甘肃西和县陈山村落脚。这期间，父亲究竟还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小时候他偶尔会从一只掉了漆的木箱里拿出一把带鞘的匕首，用一块抹布仔细擦拭。那刀鞘上，还插着一双骨头筷子，细腻修长，通身乳白。有时候，父亲也会和我们聊到过去，我因此知道了我的祖籍原来在四川天全，也知道了父亲当年随红军北上因病留在他乡，待他病愈康复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没能跟随红军继续征战，成了父亲最大的遗憾，他因此变得沉默寡言。

　　而这次，父亲破天荒地写了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在信中，父亲写到他怎样拽着马尾巴翻雪山，怎样啃草根嚼皮带过草地，怎样在激战腊子口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追赶大部队，怎样看管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军马，又怎样在脚上的冻疮溃烂无法行走时与战友依依话别。而后面接连而到的几封信，父亲把自己如何接受当地组织部门的调查并被确认为中共党员，如何担任陈家山生产队长、仓库保管员、公社炊事员，又因为什么最终选择回村务农的事，一一作了大致的描述。读着父亲用繁简夹杂的汉字写来的信，我分明感受到他因为没能坚持到长征胜利的遗憾，这甚至成了父亲终身的隐痛。在西和县生活了四十四年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郑重其事地搬迁回到四川天全，在沙漩一处叫上马凳的地方修起三间小木屋。安顿好全家后，父亲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回沙漩人。使牛犁田，锄地背粪，栽秧薅草，完全看不出来他曾在西北生活过几十年。

　　父亲用土得掉渣的词语，通过一封封平凡的家信，陆续向我讲述家乡的变化。通过父亲的来信，我知道了川藏公路在始阳三角桩改线后，不再翻越梅子坡，而是在三角桩那新修了一座石拱桥，路从我家门前的梨树林穿过，去县城的距离因此比之前少了整整三公里；知道了父亲和刘元和一起管生产队磨面打米机房，纵是哥嫂前去加工粮食，也是一边称重一边分文不差收取加工费；知道了和源公社改为和源乡了，联合大队也变成沙漩村了；知道了大哥新盖了三间瓦房，三哥外出打工了，母亲栽下的葡萄也开花结果了……虽然远在两千多公里的塞北，因为父亲的信，家乡的面貌仿佛就在眼前。

　　塞北驻守三年后的春节，我休假探亲。班车还没到上马凳，我老远就看到三哥陪着父亲，已经站在路旁，焦急地向我这边眺望。见到身着军装的我，父亲先是开心一笑，随即低下头，要帮我拿行李。我自然不肯，他便默默跟在我身后，一言不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门前菜园地的乱石堆有一座坟茔，心里咯噔了一下。三哥说，我参军走后不到三个月，母亲因为一场车祸不幸去世。三哥说，家里本来想给你和在部队的五弟说的，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怕你们分心，又怕我和大哥写信时不注意会说漏了嘴，便执意由他自己给你们写信。

　　听到这里，我几步奔向母亲的坟头，趴在上面，“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回到部队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业余时间，钻研电视新闻报道。入伍第四年，我被保送进军校，因为辨色力不达标未能进入军校。第五年，因为表现突出被团里提名直接提干，但终因超龄3个月未能如愿。这些经历，我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父亲，信中难免悲观与失落。父亲的回信，几乎和之前的同出一辙，既没有劝解，也没有抱怨，只是和我说着沙漩的家常。只是每次在信末，父亲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一切顺其自然”。

　　在父亲一封又一封的家信中，我逐渐领悟到他对待生活的从容与豁达，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对党组织的信任与忠诚，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军营、建功塞外的决心。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我入伍第十年，也就是1993年。那时，我已由义务兵转为志愿兵，成为团里的一名电视新闻报道骨干。年初，我所在的部队决定于6月举行建师六十周年庆典。我被抽调到师部，与宣传干事张强一起编辑师史专题片。连续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按时完成编辑工作，当年9月份，我被破格由志愿兵转为干部。

　　等我高兴地穿上新军装回到沙漩，想给父亲一个惊喜时才发现，父亲已于头年春天去世。弥留之际，他叮嘱哥嫂丧事由在家哥嫂简办，不要告诉老四老五，让他们安心在部队服役，等他们退役后，到坟上烧把纸告诉他一下，他就放心了。

　　探亲回到家乡，在哥嫂的陪同下，我来到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林地，任泪水奔腾，举起右手，对着父亲的墓碑，庄严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