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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供销社记忆

    2021-06-16 15:06:59

      杨俊富(四川)

      父亲生前,经常念叨供销社的好。尽管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买啥都要凭票。父亲念叨供销社的好,是因为供销社卖出的商品货真价实。父亲劳苦一生,买东西总是希望节约两角钱。他的这种心理,在个体商店粉墨登场的年代里,让他经常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上当后,父亲总会感叹一声:“还是供销社好,老少不欺,值得信赖。”

      说这话时,父亲的眼睛里充满无尽的怀念。

      假货伤父亲心最深的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父亲60岁大寿那年,请来村里王厨师做了15桌坝坝宴,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恭喜道贺、随礼吃寿宴。那天中午,笑容一直挂在父亲多皱的脸上。我从记事起,第一次看见父亲那样开心。开席时,父亲一只手端杯子,一只手提一瓶绵竹大曲,笑眯眯地挨桌向客人敬酒。

      在乡下,敬酒是有规矩的,得先从坐在堂屋里的家族长辈那一桌开始。当父亲同长辈们喝下第一杯酒时,脸色突变。他拱了拱手,急急转身走出堂屋,把正在上菜的我喊到一边,摸出10张10元的人民币,让我骑上新买的摩托车,去镇上周老三的烧酒坊买20斤散装酒回来,还特意叮嘱:买58度的,要快。

      我想问父亲,不是买了绵竹大曲么?但看到父亲悲苦的表情,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绵竹大曲是我们德阳本地的老牌酒,在父亲那一辈人心目中,与茅台、泸州老窖齐名。当家里来贵客了,才买来喝。记得1980年表哥去当兵时来家道别,父亲把积攒了几个月的酒票肉票和仅有的几元钱揣上,去供销社买回一瓶绵竹大曲和肉,然后喝得双颊红霞飞。表哥和嬢嬢吃过午饭回去后,父亲在村道上走来走去,逢人就说,我今中午喝的是绵竹大曲。很神气的样儿。

      父亲为啥在开宴时突然让我去打散装白酒,我想了一下午也没想明白。直到晚饭后,送走最后一个客人,父亲才坐下来,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这个李奎娃,今后再也不去你那歪店买东西了。”

      李奎娃是小镇上供销社解体后,冒出的第一家批发带零售的烟酒日杂副食门店,价钱比其他店铺便宜,生意红火得不得了,还请了三个帮工。父亲的酒就是以每瓶低于市场价一元五角,从他的店里买的。还有红塔山香烟,也是每包比别处低五角,但是,燃到一半就熄灭了。很显然,也是歪的。

      父亲总爱念叨供销社的好,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供销社对于我,也有一个温暖的记忆。小时候家里很穷,上小学时为买一支两分钱的铅笔,都要等到母鸡下够10个鸡蛋,星期日母亲赶场去卖了才能买回来,以至于我的铅笔常常用得握不住了,还得用。一个周末,邻家比我大三岁的平儿哥约我去赶场,我们看见供销社的农副产品收购门店外,许多人背着棉皮在排队等待收购。我才知道,棉花杆上剥下的皮可以卖钱,两分钱一斤。心里惊喜不已,与平儿哥商定,剥棉皮去卖。

      我家分的棉花杆全部堆放在竹林里,风干后做冬天的柴火。回到家里,我便拿了木槌去到竹林,找来一块石头做墩子,把棉杆放在石头墩子上,用木槌打破,然后剥下皮。当时我刚读一年级,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就去竹林剥棉皮。到下一个星期天到来,我同平儿哥早早地把棉皮背去供销社卖。我的棉皮卖了一角三分钱,平儿哥卖了一角五分钱。我买了两支铅笔、两个水果糖,还余下7分私房钱。

      我第一次凭自己劳力挣钱的机会,是供销社给予的。因此,我对供销社充满感激。

      后来,我到镇上读初中,每次路过供销社门口,看见三尺柜台前的营业员穿得干干净净,不晒太阳不淋雨,很羡慕。于是,我有了人生第一个理想——当一名供销社的营业员。

      我的理想没实现,表姐替我实现了。表姐嫁给了供销社一名职员,成为供销社柜台前的一员。我倍感荣光,放学后常去供销社柜台绕一圈,喊一声“表姐姐”才回家。

      我初中刚毕业,小镇上出现了各种私有店铺,供销社受到市场经济冲击,加上体制僵化,解体了。表姐和表姐夫承包了供销社的农资店铺,有100多平方米,卖化肥、农药、喷雾器、犁耙、锄头、箩筐等各种农用物资,一直经营到现在。他们坚持走正规渠道进货,深受农户信赖,为乡村振兴,默默地作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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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供销社记忆

    2021-06-16 15:06:59

      杨俊富(四川)

      父亲生前,经常念叨供销社的好。尽管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买啥都要凭票。父亲念叨供销社的好,是因为供销社卖出的商品货真价实。父亲劳苦一生,买东西总是希望节约两角钱。他的这种心理,在个体商店粉墨登场的年代里,让他经常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上当后,父亲总会感叹一声:“还是供销社好,老少不欺,值得信赖。”

      说这话时,父亲的眼睛里充满无尽的怀念。

      假货伤父亲心最深的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父亲60岁大寿那年,请来村里王厨师做了15桌坝坝宴,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恭喜道贺、随礼吃寿宴。那天中午,笑容一直挂在父亲多皱的脸上。我从记事起,第一次看见父亲那样开心。开席时,父亲一只手端杯子,一只手提一瓶绵竹大曲,笑眯眯地挨桌向客人敬酒。

      在乡下,敬酒是有规矩的,得先从坐在堂屋里的家族长辈那一桌开始。当父亲同长辈们喝下第一杯酒时,脸色突变。他拱了拱手,急急转身走出堂屋,把正在上菜的我喊到一边,摸出10张10元的人民币,让我骑上新买的摩托车,去镇上周老三的烧酒坊买20斤散装酒回来,还特意叮嘱:买58度的,要快。

      我想问父亲,不是买了绵竹大曲么?但看到父亲悲苦的表情,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绵竹大曲是我们德阳本地的老牌酒,在父亲那一辈人心目中,与茅台、泸州老窖齐名。当家里来贵客了,才买来喝。记得1980年表哥去当兵时来家道别,父亲把积攒了几个月的酒票肉票和仅有的几元钱揣上,去供销社买回一瓶绵竹大曲和肉,然后喝得双颊红霞飞。表哥和嬢嬢吃过午饭回去后,父亲在村道上走来走去,逢人就说,我今中午喝的是绵竹大曲。很神气的样儿。

      父亲为啥在开宴时突然让我去打散装白酒,我想了一下午也没想明白。直到晚饭后,送走最后一个客人,父亲才坐下来,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这个李奎娃,今后再也不去你那歪店买东西了。”

      李奎娃是小镇上供销社解体后,冒出的第一家批发带零售的烟酒日杂副食门店,价钱比其他店铺便宜,生意红火得不得了,还请了三个帮工。父亲的酒就是以每瓶低于市场价一元五角,从他的店里买的。还有红塔山香烟,也是每包比别处低五角,但是,燃到一半就熄灭了。很显然,也是歪的。

      父亲总爱念叨供销社的好,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供销社对于我,也有一个温暖的记忆。小时候家里很穷,上小学时为买一支两分钱的铅笔,都要等到母鸡下够10个鸡蛋,星期日母亲赶场去卖了才能买回来,以至于我的铅笔常常用得握不住了,还得用。一个周末,邻家比我大三岁的平儿哥约我去赶场,我们看见供销社的农副产品收购门店外,许多人背着棉皮在排队等待收购。我才知道,棉花杆上剥下的皮可以卖钱,两分钱一斤。心里惊喜不已,与平儿哥商定,剥棉皮去卖。

      我家分的棉花杆全部堆放在竹林里,风干后做冬天的柴火。回到家里,我便拿了木槌去到竹林,找来一块石头做墩子,把棉杆放在石头墩子上,用木槌打破,然后剥下皮。当时我刚读一年级,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就去竹林剥棉皮。到下一个星期天到来,我同平儿哥早早地把棉皮背去供销社卖。我的棉皮卖了一角三分钱,平儿哥卖了一角五分钱。我买了两支铅笔、两个水果糖,还余下7分私房钱。

      我第一次凭自己劳力挣钱的机会,是供销社给予的。因此,我对供销社充满感激。

      后来,我到镇上读初中,每次路过供销社门口,看见三尺柜台前的营业员穿得干干净净,不晒太阳不淋雨,很羡慕。于是,我有了人生第一个理想——当一名供销社的营业员。

      我的理想没实现,表姐替我实现了。表姐嫁给了供销社一名职员,成为供销社柜台前的一员。我倍感荣光,放学后常去供销社柜台绕一圈,喊一声“表姐姐”才回家。

      我初中刚毕业,小镇上出现了各种私有店铺,供销社受到市场经济冲击,加上体制僵化,解体了。表姐和表姐夫承包了供销社的农资店铺,有100多平方米,卖化肥、农药、喷雾器、犁耙、锄头、箩筐等各种农用物资,一直经营到现在。他们坚持走正规渠道进货,深受农户信赖,为乡村振兴,默默地作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