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安于成都

　　今年腊月十四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非常困难，连照张像都不容易，所以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虽然父亲去世时我已上高中了，现在却始终想不起他的样子，实在不孝和愧疚。但有关父亲的故事却时常挂在心头，总想讲述出来，以表怀念。

　　父亲叫王文明，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都叫他王明，久而久之，知道他真实名字的很少了。

　　父亲是个有名的吹鼓手。父亲旳手艺在同行中，在我们老家方圆数十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不仅在大竹县的妈妈、高穴、庙坝、姚市、欧家、高家有名，而且在邻水县的太和、普新、柑子、新镇、古家、王家等地也有名。

　　父亲之所以出名，据说是在解放前，一次走“期会”（人家结婚）的途中，正在一个百步梯下歇气，遇到一个军阀，军阀听父亲吹得好，就对父亲说，你如果一口气从下面吹上去，赏你两块大洋。当时父亲正是年富力強，年青气盛，当即就一口气吹上去了，那位军阀也兑现了他的承诺。从此，父亲的名声远扬。

　　其实父亲的名声并不完全是这次偶遇军阀成就的，关键还是父亲的唢呐确实吹得好。不仅换气自如，关键是他吹出的声音非常独特，细臆、圆润、绵柔，非常甜美动听。（我体会可能与口舌、运气和指法有关。）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听到比父亲吹得更好的。除此之外，父亲还能同时吹两只唢呐，一手一只，不仅用嘴吹，更绝的是用两个鼻孔吹，那真的是绝活，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父亲还有一个绝活就是吹树叶，随便摘一片树叶（最好是柑橘叶）都能吹出美妙的音乐，用他的高超技艺赢得了广泛的称赞。

　　父亲不仅手艺好，而且人格也好，所以人缘很好。他一生正气，逢恶不怕，逢善不欺，疾恶如仇；对人诚恳，与人为善，朋友良多。父亲喜欢赶场，特别喜欢赶高家场，在那里他有很多同行和老熟人老朋友，在一起切搓技艺，谈天说地，总有摆不完的龙门阵。然后在一起炒一两个菜，或者煮碗面条，喝点小酒，非常快意和满足。

　　上世纪六十年代虽然生活艰苦，物质匮乏，但人们如有红白喜事，婚丧嫁娶，请一起吹鼓手热闹一下还是必需的，这也成为了一种习俗。由于父亲的手艺好，名气大，加之人缘好，所以请的人特别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人请，有时遇到好日子一天有两三起。

　　一起吹鼓手一般由四人组成，两人吹唢呐，一人打鼓带包锣，一人敲荡锣（挂在手掌上的小锣儿），如果人手有多的，有时也会五人一起，一人专门敲包锣。我们家有父亲、幺爸、哥哥、堂兄和我，加上父亲的几个徒弟，组成两三起不成问题。实在走不过来就让给其他师傅。

　　我们一般是头一天去吃晚饭，如果路程远，要去吃中午饭，迎亲队伍下午到女方家歇。第二天吃了早饭，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由两面大铜锣开道，抬“台盒”的（聘礼和回礼）、抬行嫁（嫁妆）的、迎亲的、送亲的，加上我们吹鼓手，一路吹吹打打，说说笑笑，非常喜庆热闹和壮观，沿途引得很多人观看。到了男方家，等新郎新娘拜堂结束后，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吃了午饭就回家了。

　　每一次的报酬根据路程的远近，一般是四元，少则两三元，多则七八元。在灾荒年成，有的实在困难，没有钱，就给几十斤红苕酬劳。不管是现钱还是物质，都是每人平分，父亲从不克扣徒弟的，所以师兄们对我父亲一直都很敬重。

　　我大概是五六岁时跟着父亲他们出去做手艺的。虽然那时人小，我还是很乐意的。因为不仅可以打牙祭，吃好的，看闹热，还可长见识。如遇下雨天或者路途较远，常常是父兄背着我。吹鼓手熬夜是经常的，特别是送葬，晚上要配合巫师开路、做道场，一般都要十一二点，甚至一两点钟才能结束。有时晚上实在太困了，我不小心睡着了，把小锣儿也丢了，这时就要被父亲敲老壳，弄得我非常尴尬，至今都记忆犹新。那时生活实在太困难，不是每家都能吃白米饭，多数是加红苕或萝卜，青菜萝卜南瓜等等蔬菜还是管够的。如遇有的蒸碗碗饭，每人一碗（大约一两米），我就尽量多吃蔬菜，把饭省下来给父亲他们吃。如遇条件好的，我们还会把好一点的肉菜用菜叶或荷叶或纸包起来带回去给家里的人吃，这叫“包杂包”。这些情景至今都难以忘怀。

　　我后来上学了，就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能去，所以只学会了敲锣打鼓，一直没能把唢呐学好。后来可以拉二胡了（也只是拉一些简单的歌曲），就把二胡带上，让吹唢呐的歇一阵子，我和师兄就拉上几首曲子，很受欢迎。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对各种农活也是样样精通。不管是耕地犁田，还是载秧挞谷，每一项父亲都做得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栽秧又快又好，在生产队里是一流的。栽秧（水稻）先是将育好的秧苗抜出来用稻草挷诚一大把一大把的，然后均匀的甩在待栽的田里。栽秧时，左手握着一把秧苗，母指和食指均勻地分着一小撮，用右手的母指食指和中指夹着插入田里，而且要深浅合适，不然生长不好。如是小田就顺着田埂栽，如果是大田，就要从正中开始栽，每人栽五行，数人并排弯着腰后退着栽，要保证行距窝距基本相等，看谁栽得又快又直。数十米乃至上百米，一气呵成。所以栽秧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而且很累。大田栽秧时，只见父亲他们弯着腰，左右手非常熟练默契地配合着，象蜻蜓点水一样，又象是程序化的机械手一般，快速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田里响起一片酷酷的水声，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父亲他们不停地后退着，前面却不断地生长出一行行毕直的、一排排均匀的、一片片绿油油的秧苗，那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啊！

　　父亲的家庭责任心很強，很顾家。父亲喜欢赶场，几乎每次都要割点肉带回家，而且当晚就要炒来吃。有时我已睡觉了，他也要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喂上几口，充分体现出浓浓的父爱。出去做手艺，他也经常包“杂包”，拿回来给家里的人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还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为我们两弟兄修了两大间土墙大瓦房，同时修缮了原有的旧房，较好地改善了住宿条件。二是为哥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哥哥是六三年结婚的。结婚那天来了三起吹鼓手，还有一起耍狮子的，好不热闹，这在当时的偏辟农村非常少见。除了亲戚朋友外，附近的村民也来看热闹，整个院子挤得满满的。中午开席时，坐了一轮又一轮。先坐到的先吃，没坐到的就在旁边等着，只要有人下席了马上坐上去，这叫坐“抽脚席”。人实在太多，原先准备不足，从中午一直到吃夜饭都没坐完，有的实在等不了就饿着肚子回去了，真是对不起他们。过了很久都还有人说起这事。

　　父亲的家教很严。他在外面很谦和，但在家里很威严，我们一直都怀着敬畏之心。他常说，“响鼓不用重捶”，他话不多，如果不听话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很怕他。他要求我们做到三条：一是要遵纪守法，犯法的莫做，坏事莫干；二是对人要诚恳，才有朋友，人家才相信你；三是做事要认真，干一行爱一行，干就要干好。父亲言传身教，对我们的成长和人生影响很大，受益匪浅。

　　父亲走得很安然。吹鼓手这一行在文革中被“移风易俗”逐渐禁止了，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就没有了，随着几个侄儿的陆续出生（到六八年已经有四个侄儿了），加之我要上学，哥哥又在社办企业工作，家里就靠父亲、母亲和嫂嫂劳动，生活很苦很累，日子过得艰难。父亲由于长期操劳，积劳成疾，于七〇年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胃不舒服。于是到大队合作医疗站配了些药吃，稍为好点，就一直拖着。七一年春节期间，父亲还到过大竹城郊的大姑家，大家都劝他到县医院检查一下，不知道他是怕花钱吗还是怕耽误农活，固执地没去。春节过后不久，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了，到公社卫生院也看过，还看过一些中医，疗效甚微。后来根本吃不下东西，瘦得皮包骨，看了真让人心痛。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加之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家离公社十几里，公社离县城四五十里，那时根本没有公共汽车到公社，偶尔只有运粮食的货车，而且家里确实很困难，所以就这样一直拖到中秋节，看到父亲实在不行了，才赶快找木匠给父亲做棺材。中秋节当天，父亲一直昏迷着，我和哥哥一直守着父亲。到了傍晚，他回光反照，突然清醒了，知道是中秋节，他想吃糍粑。我们家因为照料他，还有木工，没有打糍粑。只好去邻居家要了一碗，他居然吃了一些。然后他要看看四个孙孙。这时几个孙孙都睡觉了，我们一个一个地抱去他看，让他摸摸头。然后我们就打了热水倒在大木盆里，为他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哥哥害怕他死在床上，就让他躺在凉椅上，他不干。父亲说：“我还没得那么快，我还要在床上躺一会。”当然只好依了他。他深情他对我和哥哥说：你们要“孝和”哟！（就是要孝顺母亲，要和睦团结），要把这个家搞好哟！说完父亲就昏睡了。过了一会，他开始呕痰。见状哥哥马上把父亲抱在凉椅上躺着，不一会父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巨大损失，对我们的生活冲击和影响很大。在我们心里至今都感到遗憾和羞愧，真恨自己无能无助，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病逝。这年父亲还没满五十岁啊！

　　父亲的一生虽然比较短暂和平凡，但也比较精采和圆满，所以他走得是那样的安然和平静。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和哥在父母的福萌下，在改革开放的盛世中，两家人都兴旺发达，生活得很幸福！

　　敬爱的父亲您好好安息吧！您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