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才（四川）

　　“一座城市，因为懂得它的存在，我们的灵魂才如此安然前行。”对于我们每天生活所在的这座城市、这方水土、这片天空；这些走过身边的芸芸众生，我们是一样地有感知，有感情。但同时也被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产生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健康危害、城市灾害等“城市病”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紧张和人心慌乱所困扰。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的城市是缺乏诗意的。而诗人生活在这个城市，就应当关注现实的困境，关注当下的社会公共生活，关注作为城市空间主体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从生命的终极意义上去寻求诗意的精神向度。对自然和万物充满敬意和爱心。因为有爱，我们感受着它们的存在，赋予它们人格上的灵魂，感受着它们与我们相依相伴的美丽、哀怨、抗争、颓废、没落与消失。

　　诗人的使命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将城市生活的现实用语言艺术的形式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笔下的每一个词、每一个意象、每一段转折，都有可能意味深长，并与阅读者形成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意外之意”的意境。所以，诺瓦利斯说，诗是“走向内心”。荷尔德林的诗充满感情：“人诗意地安居于这片大地”。“人诗意地安居”更毋宁是说：诗首先使安居成其为安居。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处呢？通过建筑。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人并不是通过耕耘建房，呆在青天之下大地之上而居的。……人只有当他已经在诗意地接受尺规的意义上安居，他才能够从事耕耘建房这种意义的建筑。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海德格尔：《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中国南方艺术，郜元宝译）施莱尔马赫则说，世界就是精神的符号意象，世界就是精神的精巧创造，而精神就是首要的和唯一的存在，用诗化的感觉寻找世界的意义，用诗意的存在穿透客观的物质。在诗人的眼里，一个城市，总会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值得用诗意去表达，这就是诗人对城市的想象。

　　这些年，我出版了两本有关城市题材的诗集，一本叫《城市器物》，另一本取名《南方的太阳鸟》。集中选取了三十多年来，自己生活在成都的个人体验以及对这个中国西部城市的历史文化思考和市民生存状态的观察而写作的诗歌，通过对市井、世象和器物的抒写，反映人的品格或精神，以及对现代性启蒙的渴望。无论是对人、器物还是城市，都以热烈的情感与冷静的从容真诚相待。用自己的心迹引领读者走过城市的街巷，在时光与岁月的车辙中找寻生活的失落，在软件园与书卷的对立、写字楼与村庄的割裂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体会信息化时代生命的从容。“《城市器物》以诗人自己的生活与情感作为切入点，打破时空的重重阻隔，与城市的人物、事物与器物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有历史的尘屑、现代的荒芜、孤独的情怀，无论是街巷、楼宇，还是流淌的灯火，都浸染着一种漠漠的孤寂。在生活中，诗人感受着现代化的快节奏、嘈杂，消费至上与繁华背后的寂寞。在《一只不可思议的苹果》里，诗人选取了“苹果”与“乔布斯”作为抒怀意象，他认为这不仅是时光的确证，同时也让他懂得了存在与离开的道理。（苏宁：《李永才：“从诗歌中获得一种恒久的力量”》）如果没有意蕴和底蕴，城市器物在他的眼里会是什么？——一座细雨淋漓的空城、一片模糊不清的人影？如果没有意蕴和底蕴，那一个个生硬的文字怎会透出感慨和感情？“尘世苍茫/在我观察的国度/至少有窗外丰富的水声/至少可以想象码头清脆的气味/尽管它们不生长在旷野/这日子，这年月我已经知道/仿佛鸟的黄昏/该怎样开始。”（《仿佛黄昏》）（何小瑛：《神之动物 物之感人》：中国南方艺术）

　　这些诗歌充满对城市、器物以及社会百态的深层次观察与思考。呈现了自己对城市印象与内蕴的理解。“尤其是身处成都，诗人在《写在成都边上》里对自身主体性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李杜停留过的地方，千百诗篇被历史洗濯，诗人最终还是更加向往繁华背后的山水依然。城市与器物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城市中的器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意味，如桥、椅子等对于诗人来说都是迤逦的风景。无论有多少迷惘，有多少疑惑，诗人还是在时光缝隙里找到了温暖与从容。光鲜与闲适背后，城市的白天与黑夜里发生了好些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沉沦的还是有希望的，都被诗人看在眼里。诗人在真实的城市中思考，酝酿出一种淡淡的孤独和忧伤。（苏宁：《李永才：“从诗歌中获得一种恒久的力量”》）

　　置身于新时代的城市，五光十色的诱惑里，我对城市的想象始终怀揣对自然和田园的眷恋。“那些山水，绿林，诗意的码头和鸟声/在自然而苦涩的行走中/退隐于荒芜的岁月/而你经历了这么多远古的孤独/却听不见自己嘶哑的疼痛”（李永才：《南方的太阳鸟》）“没有谁能够真正说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当我们静默下来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忧愁？真正的时代精神或许只是潜行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底，与喧嚣无关，更与表面的新物质形态无关，它更多与一个社会形态的整体变迁相关，与我们数千年的乡村文明的渐次褪色相关，而我们（包括敏感的诗人）却正处于这个当口。诗人笔下流淌的无边忧愁或许恰恰才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而非被人误读的个人小情调。诗人彷徨于城市与乡村之际，隐秘地接受和说出这个时代潜隐的秘语，以一个诗人独有的姿态行走在那些最后的村落间，且吟且唱。诗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最后要抱守的希望？”（杨红、周航：《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彷徨、秘语与吟唱——李永才诗歌创作论》）

　　在我的许多诗歌作品中，都倾心表达了对淳朴自然的热爱。诸如对巴蜀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山水、花鸟、浣花溪、草堂、望江楼给人以闲适之感的抒写。正是在闲适中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认清了生活与时光的无情，读懂了历史与岁月的虚无，站在城市的屋檐，却满心是对旷野田园的向往。

　　诗人骆英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有太多的因素和外来的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基础、文化传统带来了冲击。价值观念从未有过的颠覆性撞击，社会利益的多层次性、复杂性为我们带来的矛盾和困惑。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保留一种精神追求的痛苦，一种尊重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一些田园式的单纯，一类原始性的讴歌。即便是不能和无法挽回的，我们至少也可以和必须哀歌和叹息。以此让我们或者人类不要显得仅仅是全球化制造的经济生物。在精神层次上，远离现代化的‘新丛林法则’，返回到宽容、互助和和谐的东方文化怀抱之中。”（参见 骆英：《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骆英所说的人类本质上不能失去的东西，对城市而言，就是一种精神意象。城市是精神负载的物质空间，同时也是精神的创造者。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成为生活在其间的市民的心灵皈依。

　　作为穿行于城市中的诗人，或许通过自己诗意的想象和艺术创作，可以让我们能够最终找回城市最自然的本性，找到城市人的生命确证和精神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