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31 23:05:09
刘乾能（四川雅安）
这世上但凡别样的所在，总归有它特殊的意义，比如宗祠。
从天老路，过石板桥，走百十余米逼仄的老街，街面突然闪开一个大大的豁口，露出一片约有一亩见方的青石院坝。院坝的北面，青砖围墙的正中，大开的院门和院楼门上悬挂的两只大红灯笼，守护着一幢青瓦屋面的建筑。这里，就是杨家祠堂。
盛夏的午后，我走进祠堂。
一入院墙，在悬挂“杨氏宗祠”匾额的大门两侧，各有一株与房齐高的紫荆。青石砌成的树盆内，长着厚密的青草。紫荆树干虬劲，枝叶繁茂。宽大的树冠，在房前投下一大片树荫，清凉而惬意，让夏日的酷热少了些许的恣意妄为，也让空旷的院坝多了一些绿意的灵动。这种先花后叶的植物，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高，薄薄的一层土，就能让它们保持旺盛的生长力。或许杨氏族人正是看中了它这样的秉性，它才有幸成为镇守院落的首选树种——事实正是如此，它枝条多发、分枝丛生的特性，让它独具特色的观赏性更加突出，从而免去被砍伐作材的危险。由此看来，祠堂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有着看似不经意实则用心用情的讲究。
正堂上，供奉着杨氏的先祖先辈。一个个木制的牌位，按辈分的高低从上而下排列。“其才正中，克绍明宗。本维邦立，运以家隆……”对于后辈而言，家族的排行，每一个字都神圣不可冒犯。自己能做的，只能是谨遵这样的族规，将自己的名字接续在严格的辈分排行中，让宗族的血脉不断延续。
“一院图书自清洁，百家文史足风流。”这是镌刻在“思过处”大门上的对联。可以想象，但凡有族人犯了禁忌，族长定会罚其在这里度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狭长逼仄的耳房里，应该悬挂有古代贤达的图像，或摆放着宗族的禁令条文，被罚者进入其间，面壁站立，闭门思过。考察他们思改悔过的成效，或许就是验证其背诵诗词歌赋的多少。至于受罚的时间，可能或因所犯错误的类别与轻重而有所不同。
“松间泼墨临摩诘，花径衔杯咏少陵。”从这副对联中，我似乎领悟到建造祠堂时设立“适意斋”的良苦用心。在他们看来，耕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主题。只有真正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精神更加振作，才能迎接未来的风雨，也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之争中求得一隅安静。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传承，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哪个家族，都会刻意留下自己的传统——价值取向、精神支柱、情感特征、文化符号、伦理情怀、道德操守。家族中的每一个孩子，从小都将在这座特殊的学校里接受熏陶。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因为植入了这种因子并随光阴的流淌而生根、发芽，成为一生的陪伴。
祠堂像一块磁场，把有血缘关系的人聚拢在一起。无论走得多远，一回祠堂，就能一解乡愁。祠堂更像一只大船，承载着族人太多的需求。祠堂更像一个指针，校验着族人前行的方向。
此刻，站在空旷的院落里，望着正堂中央一字型排开的四把太师座椅，我仿佛看到了杨氏族人实施族规惩戒时的庄重与威严：由族长指定的使者，先是宣读某家某人因何事触犯哪条族规，该受怎样的惩戒。然后是族人中的执行者将某家某人拖拽于众人之前，或鞭刑、或枷板、或刺棒……轻者皮肉受苦，重者脚裂趾断，更其甚者，可能被沉塘。受到这般“待遇”的，要么罔顾家族纲常、违犯道德伦理，要么屡教不改、挑衅族长权威。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世界上没有一味的想当然和我行我素，也不可能有随心所欲的空间。只有那些遵守规矩的人和事，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
“看竹客来深巷外，敲诗人坐小楼中”“花窗酌酒邀明月，石上题诗扫绿苔”。这些楹联，镌刻在陶片上，悬挂在清心厅、养心轩大门的两边。或许因为泥陶上的书写无法做到像宣纸那样的奔放流畅，陶片上的字体笔划凝滞，但正因此，反倒让每一个字看上去少了漂浮，进而显出庄重大方的意韵来。看得出来，祠堂中的楹联，均出自一人之手。透过斑剥的陶片，我仿佛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个艳阳高照的下午，面对眼前一片片刚刚做好的泥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者，对着天空躬身作揖。礼毕，净手，焚香，双眼微闭，端坐案前。片刻之后，但见他从随身携带的工具袋中，取出一把竹刀，以刀为笔，在泥坯上书写起来。婉转回旋中，一个个苍劲有力的汉字跃然坯胎。这些泥胎，将被编号送入烧窑，承受上千度的炭火烧制，才能完成从坯胎到成品的角色转换。正是因为经历了烈火的洗礼，它们才能历经一百四十余年的风雨浸蚀而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岁月，或许能改变它们本来的颜色，但绝然改变不了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作为因人而起的一种建筑，祠堂是精美的，也是自在的。
风雨飘摇，她巍然伫立。
祠堂坐北向南，分为前堂、正堂、后堂、东厢房、西厢房，为四合院建筑群，整体为13架6柱穿斗排架结构，水青瓦顶，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正堂面阔七间，正中高悬“慎终追远”的匾额，相传为明代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副招讨使杨世任修建。
关于土司杨世任，任乃强所著《天全杨土司世系》中有这样的记载，“杨世任（明史作世绳），正德间袭，以助高氏，罹祸，葬霸王山，残碑只有数寸，妻高氏金姐，育子泰。”
众所周知，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世官、世土、世民”，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特征。这也就是说土司是一种世袭的政治统治权。但天全土司，却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制有着截然不同的来历。
唐朝末年，起义军此起彼伏，势如破竹。唐僖宗不得不外逃。随身护卫他的，是禁军军校高卜锡和贴身侍卫杨端。高杨二人跟随唐僖宗一路逃到四川。因护驾有功，江南临安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奉命率部西进雅州，被封为天全正副土司，从而开启天全近800年的土司统治历史。
作为土司的后人，杨世仁一定也像先祖一样，在天全这块土地上，极尽协力之能事，并在与高氏土司长期的默契配合中立下赫赫战功，因而成就一方祖业。或许，朱熹倡导并推行修建家族祠堂的做法，让杨氏深谙其中蕴含的引导教化和留史存鉴功用。于是，修建祠堂，便成为他生命历程必然的选项。这座建制宏大、造型别致、风格独具的本土建筑，既是杨氏宗族的血脉所系，更是杨氏宗族的精神领地。
在杨家祠堂，我看到正堂中4根直径七八十公分的立柱均为楠木，柱为八角菱形青石，四周或以浮雕形式，或用镂空方法，雕刻着人物故事，内容为远古传说、民间故事，线条简洁明快，笔法老道自然，显示出娴熟的雕刻技艺。既然要显现祠堂的多重功能，建造之初，每一处的细节，除了寄寓建造者的虔诚崇敬之心外，更多地通过艺术形式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应该是这些雕刻艺术存在的最大理由了吧。
或许，当年的杨家祠堂有着更为宏大的建制，有着更多精美的装饰。只是，那样的祠堂，却不知什么原因被毁，终究没能保存至今。到了清代，宗祠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一姓一祠的宗祠，在表彝伦而树纲常的同时，成为族人公共活动的集结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同治11年（公元1872年），杨氏家族在原址上完成了重建，并完整地保存至今。
突然，空旷的四合院里，传来一阵电子琴声。透过空格，我看到几个学生正在排练。这座家族祠堂，如今已变身文化站。就在此刻，在挂着“农家书屋”的房间里，一位老人端坐桌前，手捧一本书，慢慢翻看。头发雪白，恍若昔日祠堂里正襟危坐的族长。
走出祠堂，有风从老场河吹来，空气中便有了淡淡的泥腥味。水流舒缓，像年迈寡言的老者。祠堂院墙外，一条青石板路顺河而下。此刻，泛起一线光亮。河边柳树上，有蝉鸣叫，仿佛在刻意挑战老场河的耐心。老场河波澜不惊。她还记得祠堂落成时的盛典，也将伴随祠堂，走向更加厚重的岁月。
2020-07-31 23:05:09
刘乾能（四川雅安）
这世上但凡别样的所在，总归有它特殊的意义，比如宗祠。
从天老路，过石板桥，走百十余米逼仄的老街，街面突然闪开一个大大的豁口，露出一片约有一亩见方的青石院坝。院坝的北面，青砖围墙的正中，大开的院门和院楼门上悬挂的两只大红灯笼，守护着一幢青瓦屋面的建筑。这里，就是杨家祠堂。
盛夏的午后，我走进祠堂。
一入院墙，在悬挂“杨氏宗祠”匾额的大门两侧，各有一株与房齐高的紫荆。青石砌成的树盆内，长着厚密的青草。紫荆树干虬劲，枝叶繁茂。宽大的树冠，在房前投下一大片树荫，清凉而惬意，让夏日的酷热少了些许的恣意妄为，也让空旷的院坝多了一些绿意的灵动。这种先花后叶的植物，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高，薄薄的一层土，就能让它们保持旺盛的生长力。或许杨氏族人正是看中了它这样的秉性，它才有幸成为镇守院落的首选树种——事实正是如此，它枝条多发、分枝丛生的特性，让它独具特色的观赏性更加突出，从而免去被砍伐作材的危险。由此看来，祠堂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有着看似不经意实则用心用情的讲究。
正堂上，供奉着杨氏的先祖先辈。一个个木制的牌位，按辈分的高低从上而下排列。“其才正中，克绍明宗。本维邦立，运以家隆……”对于后辈而言，家族的排行，每一个字都神圣不可冒犯。自己能做的，只能是谨遵这样的族规，将自己的名字接续在严格的辈分排行中，让宗族的血脉不断延续。
“一院图书自清洁，百家文史足风流。”这是镌刻在“思过处”大门上的对联。可以想象，但凡有族人犯了禁忌，族长定会罚其在这里度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狭长逼仄的耳房里，应该悬挂有古代贤达的图像，或摆放着宗族的禁令条文，被罚者进入其间，面壁站立，闭门思过。考察他们思改悔过的成效，或许就是验证其背诵诗词歌赋的多少。至于受罚的时间，可能或因所犯错误的类别与轻重而有所不同。
“松间泼墨临摩诘，花径衔杯咏少陵。”从这副对联中，我似乎领悟到建造祠堂时设立“适意斋”的良苦用心。在他们看来，耕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主题。只有真正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精神更加振作，才能迎接未来的风雨，也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之争中求得一隅安静。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传承，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哪个家族，都会刻意留下自己的传统——价值取向、精神支柱、情感特征、文化符号、伦理情怀、道德操守。家族中的每一个孩子，从小都将在这座特殊的学校里接受熏陶。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因为植入了这种因子并随光阴的流淌而生根、发芽，成为一生的陪伴。
祠堂像一块磁场，把有血缘关系的人聚拢在一起。无论走得多远，一回祠堂，就能一解乡愁。祠堂更像一只大船，承载着族人太多的需求。祠堂更像一个指针，校验着族人前行的方向。
此刻，站在空旷的院落里，望着正堂中央一字型排开的四把太师座椅，我仿佛看到了杨氏族人实施族规惩戒时的庄重与威严：由族长指定的使者，先是宣读某家某人因何事触犯哪条族规，该受怎样的惩戒。然后是族人中的执行者将某家某人拖拽于众人之前，或鞭刑、或枷板、或刺棒……轻者皮肉受苦，重者脚裂趾断，更其甚者，可能被沉塘。受到这般“待遇”的，要么罔顾家族纲常、违犯道德伦理，要么屡教不改、挑衅族长权威。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世界上没有一味的想当然和我行我素，也不可能有随心所欲的空间。只有那些遵守规矩的人和事，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
“看竹客来深巷外，敲诗人坐小楼中”“花窗酌酒邀明月，石上题诗扫绿苔”。这些楹联，镌刻在陶片上，悬挂在清心厅、养心轩大门的两边。或许因为泥陶上的书写无法做到像宣纸那样的奔放流畅，陶片上的字体笔划凝滞，但正因此，反倒让每一个字看上去少了漂浮，进而显出庄重大方的意韵来。看得出来，祠堂中的楹联，均出自一人之手。透过斑剥的陶片，我仿佛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个艳阳高照的下午，面对眼前一片片刚刚做好的泥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者，对着天空躬身作揖。礼毕，净手，焚香，双眼微闭，端坐案前。片刻之后，但见他从随身携带的工具袋中，取出一把竹刀，以刀为笔，在泥坯上书写起来。婉转回旋中，一个个苍劲有力的汉字跃然坯胎。这些泥胎，将被编号送入烧窑，承受上千度的炭火烧制，才能完成从坯胎到成品的角色转换。正是因为经历了烈火的洗礼，它们才能历经一百四十余年的风雨浸蚀而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岁月，或许能改变它们本来的颜色，但绝然改变不了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作为因人而起的一种建筑，祠堂是精美的，也是自在的。
风雨飘摇，她巍然伫立。
祠堂坐北向南，分为前堂、正堂、后堂、东厢房、西厢房，为四合院建筑群，整体为13架6柱穿斗排架结构，水青瓦顶，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正堂面阔七间，正中高悬“慎终追远”的匾额，相传为明代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副招讨使杨世任修建。
关于土司杨世任，任乃强所著《天全杨土司世系》中有这样的记载，“杨世任（明史作世绳），正德间袭，以助高氏，罹祸，葬霸王山，残碑只有数寸，妻高氏金姐，育子泰。”
众所周知，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世官、世土、世民”，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特征。这也就是说土司是一种世袭的政治统治权。但天全土司，却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制有着截然不同的来历。
唐朝末年，起义军此起彼伏，势如破竹。唐僖宗不得不外逃。随身护卫他的，是禁军军校高卜锡和贴身侍卫杨端。高杨二人跟随唐僖宗一路逃到四川。因护驾有功，江南临安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奉命率部西进雅州，被封为天全正副土司，从而开启天全近800年的土司统治历史。
作为土司的后人，杨世仁一定也像先祖一样，在天全这块土地上，极尽协力之能事，并在与高氏土司长期的默契配合中立下赫赫战功，因而成就一方祖业。或许，朱熹倡导并推行修建家族祠堂的做法，让杨氏深谙其中蕴含的引导教化和留史存鉴功用。于是，修建祠堂，便成为他生命历程必然的选项。这座建制宏大、造型别致、风格独具的本土建筑，既是杨氏宗族的血脉所系，更是杨氏宗族的精神领地。
在杨家祠堂，我看到正堂中4根直径七八十公分的立柱均为楠木，柱为八角菱形青石，四周或以浮雕形式，或用镂空方法，雕刻着人物故事，内容为远古传说、民间故事，线条简洁明快，笔法老道自然，显示出娴熟的雕刻技艺。既然要显现祠堂的多重功能，建造之初，每一处的细节，除了寄寓建造者的虔诚崇敬之心外，更多地通过艺术形式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应该是这些雕刻艺术存在的最大理由了吧。
或许，当年的杨家祠堂有着更为宏大的建制，有着更多精美的装饰。只是，那样的祠堂，却不知什么原因被毁，终究没能保存至今。到了清代，宗祠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一姓一祠的宗祠，在表彝伦而树纲常的同时，成为族人公共活动的集结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同治11年（公元1872年），杨氏家族在原址上完成了重建，并完整地保存至今。
突然，空旷的四合院里，传来一阵电子琴声。透过空格，我看到几个学生正在排练。这座家族祠堂，如今已变身文化站。就在此刻，在挂着“农家书屋”的房间里，一位老人端坐桌前，手捧一本书，慢慢翻看。头发雪白，恍若昔日祠堂里正襟危坐的族长。
走出祠堂，有风从老场河吹来，空气中便有了淡淡的泥腥味。水流舒缓，像年迈寡言的老者。祠堂院墙外，一条青石板路顺河而下。此刻，泛起一线光亮。河边柳树上，有蝉鸣叫，仿佛在刻意挑战老场河的耐心。老场河波澜不惊。她还记得祠堂落成时的盛典，也将伴随祠堂，走向更加厚重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