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才（四川）

　　说起坝坝电影，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而言，那真是一道永恒的风景线。一提起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能摆几个龙门阵。在那个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乡坝头看一场电影，实在是一件称得上幸福和快乐的事。在艰苦的岁月里，电影艺术作为精神食粮更显示出其特殊的价值和魅力，人们心里无论有啥愁事、难事，只要看上一场电影，也就过去了。人们怀念坝坝电影的通透和热闹，更怀念那时候日子的敞亮和爽快。其实，人生也如看电影一样，匆匆岁月，无非一部光影流转的电影。那夏夜，那清风，还有那淡淡的月光，让人永生难忘。

　　我的少年时代，每当得知生产队放电影，都兴奋不已。太阳还没落山，一群晚归的鸭子，在老槐树下嘎嘎地叫，呼朋结伴的声音此起彼伏。耐不住性子的孩子们，一个个晚饭也顾不上吃，带一个小板凳扑爬跟斗地往外面跑。那个时候说收成，也不多哇，但乡亲们好像一年四季、一天到黑都在地里忙活，只是遇到看电影，才会早早地收工。当时到哪个生产队去放电影，放什么影片，放几场，一般都是公社电影队计划好了的。生产队接到通知后，就会安排两三个青壮劳力去公社挑机器和影片。放电影的地方一般在大队生产队庄屋的晒坝上。庄屋是大集体生产时期特有的产物，那里有几栋房子。每年秋收以后，乡亲们都会把粮食首先收到庄屋，进行一些简单处理以后，再储存起来，年底才开始分配。比如包谷，需要先把皮剥了，一粒粒麻下来晒干储存，最后再按每家所得的工分来进行分配。庄屋的大晒坝是生产队用来学文件开会的。放坝坝电影，就在这里进行。

　　天刚黢黑，一轮半圆的明月悄悄地爬上了天空。农村的夜因少了白天的嘈杂而静寂起来。只听见田里或路边草丛中，蟋蟀响亮地叫着，偶尔听见村子远处的狗，帮着腔儿地吠。此时，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已被请到队长家里，招待他们的也是当时最好的饭菜。吃过晚饭后，放映员就开始忙碌起来，先是在晒坝边支起两根长长的竹竿，挂上白白的镶着黑边的“档子”（银幕），然后在地坝正中间搭一张方桌，上面摆着放映机，方桌旁也绑一长竹竿，顶端吊一盏100瓦的大灯泡。为了不影响电影的声音效果，柴油发电机一般都会放在离晒坝较远的保管室屋后，用绳子一拉，“扑、扑、扑”的一声响，发电机启动了，整个坝子被照得通亮。

　　放映机旁边的座位那是最好的，无需说会安排给队上的领导。条凳、方凳、砖头、石块、背篼、箩筐，大凡能拿来坐的家什都被利用起来。队上只有百来个人，坝子应该绰绰有余，但是周围队上的乡亲哪里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一个个闻讯赶来，整个坝子便人满为患，连旁边的树上都爬满了人，个头小的，就骑坐在长辈的肩膀上，名曰“打马马肩”。那时的场景可谓人山人海，不少大树上都有人，实在挤不下位置的，便索性跑到银幕后面或是站在远远的公路上去看。

　　电影放映前，晒场上总是闹哄哄的，有的喊孩子，有的找大人；有的为争地盘吵架；还有的在摆龙门阵，东家长西家短说个不停。放映员先用放映机调试亮度和角度，一束雪白的光柱打到银幕上，但见光柱下面人头攒动。许多小孩喊叫着伸出手指，做各种形状投影到银幕上，兴奋地出怪相。调试完毕后，一般都要由队长讲几句话，我们早就等得心急火燎，好在队长很知趣，清了清嗓子，“嗯，啊，请大人把细娃儿看好，还要注意莫把周围的庄稼踏坏了，现在，正式放映！”电影正片开演之前往往都是一段纪录片，然后就是故事片。其中战斗片是那个时代的“主打牌”，看得众人是激情满满、昂扬激烈。影片一开始，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进了那黑白的电影世界中。不管是蚊虫飞舞的夏天，还是寒风瑟瑟的冬天，大家都心无旁骛，津津有味地体会着银幕上或喜或悲的故事。一部片子演完后，要停下来换另一部片子。看着放映员熟练而潇洒地倒片和安片子，电影片子随放映员的手指在机器上环绕、跳跃，窜来窜去，也是一种享受。有时候，银幕被风吹得像包袱皮一样地鼓来鼓去，画面上的人影也前仰后合地变了形，但人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

　　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看的电影不少，但可以选择的却不多，以致于一部电影常常反反复复放映。演得最多的就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奇袭白虎团》《三进山城》《苦菜花》《上甘岭》《鸡毛信》《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卖花姑娘》等。不过，也正因为是重复看的次数多，当年我们对仅有的几部影片，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对其中的经典片段和台词，都可以信手拈来、倒背如流。不仅如此，那个时候我们看完了电影，还要学着演电影，唱电影里的插曲，许多电影插曲都会唱。记得上初中时，每逢节日我们总喜欢模仿一些电影中的精彩场面，比如《鸡毛信》《小英雄雨来》，无论是对白还是表演，都能配合默契，情绪饱满，不敢说“演” 得多么精妙，但也学得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当年我们这些“讲电影”的“演员”、还是那些“听电影”的“观众”，都是无一例外地沉浸在这种开心与快乐之中。

　　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光是看本生产队放的电影，那肯定是不过瘾的，一年也难得轮上几次。于是，方圆十里八村都是我们看电影的必去之处。再远的路程，我们也几乎场场不漏。不管是河那边的白庙、观音岩，还是这边的杨柳冲、沙背溪、滴水岩，还有山上的弥勒堂，只要我们晓得那边要放电影，都要邀约着赶过去。记得那是1980年，我刚上小学。一天放晚学后，我和小伙伴听说梨子五队要放电影，高兴得不得了。回家丢下书包，邀上三五好友就往放电影的地方跑。那晚演的是《万水千山》，电影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正当我们看得津津有味之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蒙蒙细雨，但观众仍稳如泰山，没有一个离开。放映员撑起伞，继续放映。等到电影结束后，大家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但是大家仍然兴高采烈，万分激动，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

　　那时候翻山越岭去很远的生产队看电影，走夜路很少有手电筒，我们最喜欢夏夜有月亮的时候，可以依稀辨路。要不然就准备一两个火把，打头的人在前面举着火把飞叉叉地跑，后面的一个紧跟一个，手拉着手，好比夜间急行军。遇上路面湿滑，跌倒旁边的冬水田里，或是滚到了山坡下，这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去梨子二队看电影，走在我前面的吴小芳跌进了水田里，又一下把我拉了下去，一身汤汤水水，来不及拧干和抱怨，又爬起来一路飞奔。看完电影回到家里，自然挨了大人一顿臭骂。最为壮观的是电影散场后，所有的人都会把火把点燃，往自己的家里走去，四面八方的田埂路上，蜿蜒着一串串火把吐出的暗红色火苗，照亮了天际，整个山村像过节一样热闹，这成了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场景。

　　回溯中国电影的历史，我们知道，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为东北电影制片厂，是1946年在黑龙江鹤岗市建立的。后期迁至长春，1955年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其间在拍摄纪录片时有三名摄影师在战场上牺牲。长影自建立以来，先后拍摄了900多部故事片，译制各国影片1000多部。《五朵金花》《上甘岭》《英雄儿女》《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影片影响感召了几代人的成长。随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建立，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51年3月在北京建立，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珠江、潇湘、峨眉、西安、广西、湖北、天山电影制片厂相继建立。

　　那时候彩色片成本高，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56年拍摄的《祝福》，第一部35毫米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为《老兵新传》。而国外的影片主要是耳熟能详的《海岸风雷》《脚印》《伏击战》《山鹰之歌》等，至今难以忘记的当数《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等影片。其实那时的电影不论是国产片还是译制片都还是程式化的，正式的电影放映前总会有些加映片。

　　电影作为20世纪50—70年代一种文化时尚和特殊的叙事方式，对一代青少年的精神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起那个年代，那一段有电影陪伴的时光，以及那些教会我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的影片，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呈现……只是，那样单纯而美好的时光不会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