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2 17:23:32
魏奎德 四川平昌县人，上世纪40年代出生，中学语文退休教师，四川省老年诗词创作研究会会员。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300余篇获奖并录入选集，著有作品集《脚印》。
折多河的浪花
年少时，我就向往地处横断山脉腹心区域的康巴高原。今年4月，已逾古稀的我终于从家乡大巴山来到了康定城。从我住的阿尔卑斯社区步行20米左右，便到了折多河边。
折多河发源于“蜀山之王”贡嘎山，它在康定老城与雅拉河交汇后进入瓦斯河，最终在姑咱镇汇入大渡河。且不说它在高原峡谷中奔流是多么的磅礴豪迈，亦不说它在崎岖挫折中拼搏是怎样的豁达乐观，单说绕新城这段折多河，特别是河里的浪花，便让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这段河道，不宽，五六米左右，不深，仅仅一二米。虽然河床较为平坦，但因为水面密布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块，雪山之水淌过时，便呈现出回旋缓急的情形。急时有如校场之上的勇士比武，碰撞翻飞；缓时有如花月之下的情侣缠绵，柔情万般。于是，奇景出现了——那如雪如棉如丝如缕的洁白浪花，便形成一个整体，填满了整个河面。这时的河面，就不是河面了，如一匹白练，更像一条巨型白龙在游走。
我去海边玩过，那滔天巨浪使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而这里的浪花却像白梅玉兰，温馨多情，引人酣醉。我也爱看家乡河中渔船或游艇犁开的浪花，它虽然也似玉可人，却乃人之所为，且稍纵即逝，而折多河的浪花却是自然所赐，特质永恒。
可爱的折多河，确切地说，是可爱的浪花，使我想起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我刚到康定几日，孩子们陪我买衣服，翻来覆去那几家店铺，而售货员的态度总是百挑不厌，百试不烦，买与不买，脸上一直都挂着格桑花般的笑容，离开时，还搀扶着我走下台阶，并笑盈盈地说“扎西德勒，欢迎再来！”
我在陶醉雪域温情的同时，还被这里人们的仁义善良所感动。第一次单独去折多河边散步，人生地陌加之腿脚有疾，正在为难之时，一位六旬左右的藏族老人主动过来为我指路，并目送我几十米外。更想不到的是，当我在十多分钟后原路折返时，他竟在陡坡处等候接我。
在这里的每一天，总有一些事让我感动。5月初，康巴高原依然雪风凛冽，寒气逼人。60多名第五批州级机关援藏干部放弃休息日，全体出动，耗时一天，硬是把州民族博物馆前面偌大一片搁置了许久的荒土开挖出来，植上了300多株康定木兰、金丝桃、连香树、樱花树……而今，穹顶之下，满目苍翠，一棵棵树苗舒枝展叶，成为折多河畔一道受人赞赏的风景。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能折射出人性品质。在街头，在公园，我偶尔看到有人遛狗，但凡有人群有老人小孩的地方，他们总是远远将绳子拉紧，或者早早避让。还有人在宠物的颈脖上固块小牌，上面写着“亲爱的，不要怕，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爱折多河的浪花，它用自己永不消却的清纯洁白，把折多河变成了一条永不变色的玉龙。我更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用浪花般的高贵秉性，正在把这片热土变成无限美好的人间天堂。
迓礼生
迓的本义是迎接，迓礼生，就是在婚娶中代表男方到女方迎亲的牵头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巴山腹地，迓礼生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身份，既要满腹经纶，又要思维敏捷，更要品行端正，哪里有婚娶，哪里就有迓礼生的身影。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迓礼生这一称谓可能还没有听说过，但对于川东地区尤其是巴中、平昌、通江以及达州万源、渠县一带的老人而言，“迓礼生”就再也熟悉不过了。
那时，谁家嫁女都会要求男方来个迓礼生接亲，目的其一是显得男方重视这桩婚姻，二是从迓礼生身上可以看出男方的文风和家风。因此，迎亲队伍里除媒婆之外，最关键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迓礼生了。
女方要达到上面两个目的，事先要约定好男方迎亲队伍不能直接进屋，必须在院坝几米外停顿下来，等待女方的支客司（即司仪）出场轮番“交战”，支客司是女方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威望的人。
“交战”实际上就是相互出对子、对对子、背诗文、说吉语，甚至还要对歌。不论是书本上的，还是即兴编造的，都要在规定时限内对答如流，不能支支吾吾，更不能答不上来。男方的迓礼生一旦输了，不仅颜面扫地，尴尬之极，更会使迎亲队伍久站院坝外，冬天挨冷，夏天受热。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气氛轻松中带着紧张，不亚于刘三姐与莫老爷几个秀才对歌场面。
在我的记忆中，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居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迓礼生。
父亲在世时当了很多次迓礼生，常常都是凯旋，那场“经典之战”让他的名声从此响遍了十里八乡。
那是一个严冬的下午，大雪纷飞，父亲带领迎亲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女方家院坝处，等待女方支客司的“挑战”。女方是书香门第，祖上还出过举人，支客司是族长，又是教过私塾的老先生，被他难倒的迓礼生少说也有十几个，大家都为才三十出头的父亲捏了一把汗。
众目睽睽之下，老先生背着双手慢腾腾地出场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终于来了。
“来着是客，请！”老先生两手抱拳高拱。
“承让承让，请！”父亲身子略向前礼行。
父亲按规矩率先说话，“二姓联姻成大礼”。
“百年偕老乐长春。”老先生抹了抹胡须。
“来到屋檐下。”老先生摇头晃脑。
“不得不低头。”父亲谦恭作答。
“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老先生穷追猛打。
“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敢弹！”父亲不紧不慢。
……
父亲和老先生一问一答，你追我赶，难分伯仲。半个时辰过去了，天慢慢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看着大家站在雪地里直打哆嗦，父亲决定赶紧结束这场“拉锯战”。
父亲提高了嗓门，“漫天风雪乱交加，风吹雪条满面花。”这其实是明代诗人解缙《猛风刮雪》的前两句，哪料老先生一时语塞，竟然许久都没有答上后两句。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就连雪花落地的声音似乎都能听见。见此情景，父亲赶紧打圆场补了出来——
“风送雪来如玉白，雪随风去似银纱。”全场掌声不断。
“受教了，年轻人，请！”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院坝外，赶紧把父亲带领的迎亲队伍请进了屋内。
迓礼生现象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我却常常怀念，因为它折射出我们的前人重视文化传承，让健康文化以大众喜乐闻见的方式扎根于百姓生活之中。
内美外秀“上大人”
以巴中平昌粉壁镇为中心的周边十多个乡镇，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这里的人们就爱玩一种叫“上大人”的纸牌。
“上大人”与扑克麻将不同之处在于，它集启智娱乐为一体，熔书法识字于一炉，纸牌虽小，寓意深长，内美外秀，体现出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上大人”纸牌每张比普通扑克还薄，长约四寸，宽一寸，按顺序写着：“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二十四个字，简称“上丘化七尔八佳可”，人们管它叫“八房大人”，每房分别为四副共十二张，整副纸牌共九十六张牌。牌文书写在每张牌两端，“每房人”的第一个字为红色，其余二字为黑色，字体通常为正楷。
这牌的内在之美就是讲述至圣先师孔子的故事。孔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讲谦卑，懂礼仪。
我们这一带常常把父母当作心中的“上大人”，一表尊重孝顺，也常把对小孩和病人的将就和伺候说成服侍“上大人”一样，还有把自己眼中心中德高望重的人尊称为“上大人”，故此牌集仁、爱、礼、智、信于一身。这也是我一直很崇敬“上大人”纸牌的发明者的原因所在，他将这二十四字写在纸牌上，使人们在闲暇的娱乐中得到孔孟之道的潜移默化，从中感悟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人文情趣和义理教化，平淡自然地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滋养着我们的心灵，陶冶着世人的情操。
多少年来，在大巴山腹地我的家乡，不论是城镇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还是在阡陌田园、农家亭榭；不论是节庆假日，还是在红白喜事，“上大人”成了人有所乐，心有所安又一平台。
通常情况下，打“上大人”一般要五人，四人打牌，一人数底，轮流替换。庄家拿牌十七张，余家则十六张，底牌三十一张，置于牌桌中间。当然，人数不够的话，两人、三人、四人均可以组成场合，至于打法和规矩，以及技巧，则与麻将相差无几。
我第一次看到“上大人”的时候是在解放初期，觉得很稀奇，但祖母和父亲不让我接近，怕我小小年纪荒废学业，他们时不时给我讲解放前一些书生和富家子弟把此牌当赌具，视赌如命、败尽家业的故事，提醒我远离“上大人”。但我经常半夜里等父亲熟睡之后，悄悄溜下床把他藏于某个角落的“上大人”找出来，在桐油灯下端详纸牌两端红色的黑色的毛笔字。微弱的灯光下，小黑桃般的字像精灵一样，铁画银钩，闪闪发光，实在漂亮极了，我忍不住地用食指蘸着清水，在木桌上一笔一画地临摹着。
随着时代的变迁，扑克麻将风行，对于家乡的大多数人来说，“上大人”可能是鲜有所闻。加之“上大人”打起来动作斯文，心思缜密，费时费工，故打此牌的人愈来愈少，除了一些关系甚好的老年人偶尔碰在一起消磨时间外，绝大部分年轻人对“上大人”的内在礼仪教化认知更是少之甚少了。
“温良恭俭让，是否没有忘，仁义礼智信，是否还记得？”这一段歌词唤起了我对发明“上大人”纸牌者的再一次思考：站在文化传承的角度，他们是了不起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以自己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和执着，自发地将传承之责担于己肩，又想出了这种寓教于乐的良策教化人，感染人，鼓舞人。
高老爷
老家旁边有一个小型水库名叫胜利水库，水库对岸便是高老爷的家，每次经过那里，高老爷的影子便在我心底泛起微澜。
高老爷姓苟名兴高，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病辞世。他自幼聪慧，读书了得，十四岁便考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然而他出乎意料地拒绝当官，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人们还是尊称他为“高老爷”。
1949年春，我5岁多，懵懵懂懂，被父亲送去李青庙私塾发蒙。李青庙坐落在高老爷家的后山上，里面供着几十尊形态各异的佛像，居中是手托宝塔的李靖。先生一走开，学生们就“打起仗”来。我年小怕事，便独自去院坝玩耍。
一天，一位身板挺直、面容清瘦的老者背着手向我走来，我猜想他就是高老爷。他摸了摸我的头，问，这学校叫什么名字？我说“李青庙”。他摇了摇头说，错矣错矣，该叫“李靖庙”，这些大人们，没得文化，以错传错，害了后代啊！他见我迷惑，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托塔天王李靖及其照妖镜、宝塔与孙悟空的故事。我虽半懂不懂，但从此便开了眼界。一两年后，我看到了《西游记》的连环画，内容与高老爷讲的一模一样，心底更加佩服他的博学。
一天，时任村主任的父亲带着我去参加群众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推选一名书记员。书记员的职责就是对每家每户的土地房屋填写《管业证》。当父亲提出高老爷为人选时，遭到了少数人的反对。其实这书记员的称呼表面上好听，但却是个累活儿，细活儿，容易得罪人不说，责任尤其重大。按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年逾古稀的高老爷，就该趁此推掉这桩苦差事，但他不知咋回事，十分看重。只见高老爷扒开人群，飞也似的跑到台上高声说，政府分给我们穷人的田地房屋要管世世代代，这事儿关乎大伙儿的切身利益，填写《管业证》马虎不得，你们能够填写正确吗？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把肚子里的“墨水”倒出来，难道非要带进棺材？台下一阵沉寂后，纷纷点头称是。
当上书记员的高老爷每天天刚麻麻亮便走出家门，跟着工作队员风里雨里，村上每块田地，村民每间房屋，都遍布了他的足迹。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他才打着火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村办公室，还要点着桐油灯一一填写《管业证》，常常在鸡鸣头道时才合衣躺下。两个月后，乡上第一次评比，我们村获得第一名，上面奖励他现金10万元（折合现在人民币10元），但他一接手便直接交到了乡武装部。
高老爷还有一个惊世骇俗之举，那是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儿子们从他的枕头下边翻出一叠发黄的草纸，上面写着他的遗嘱。
遗嘱大意是，儿孙们不要迷信做道场，更不能请阴阳先生寻找墓穴，占了谁的土地都是麻烦，不便耕种，不便修路，不便修塘凿堰……他说，一定要把他放在灵水洞旁边的石腔里为安。
那灵水洞是个寺庙，距他家一里路，石腔就像巨型动物张开的嘴巴，越往里走越仄逼，但却干燥无比。儿孙们遵照遗愿，把棺材安放在此，上面用无数块大小石块垒盖着。
高老爷的低调惊动了乡政府，乡长大会小会上称赞他：生前有为国为民的好思想，死后是移风易俗的好榜样。
一晃60多年过去了，高老爷的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每逢年头岁节，他们都会满怀虔敬去祭拜他。
黄楝树
距离老宅1里处的倒石桥垭口上，生长着一棵硕大的黄楝树。它需两人合抱，高达3丈有余，树冠似一把巨型大伞，遮罩地面100余平方米，它的主根从整块巨石的一丝缝隙延伸下去，其它的根茎全部裸露在石头上。我惊叹它在长达200年时间里栉风沐雨、屹立不倒的同时，更为它经历的光荣历史和发生的故事而万分敬仰。
1933年冬天，红四方面军来到我的家乡粉壁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中几个宣传员在离这棵黄楝树20米处的悬崖上錾刻标语，为了不扰民，他们就在黄楝树下支起简易帐篷，吃住都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三月。白天，老百姓送来饭菜，他们就把树下的巨石当餐桌。寒夜，乡亲们在树下架起柴火，为他们取暖。1935年红军走后，村里有人要把悬崖上的标语毁掉，乡亲们在树下的简易帐篷里日夜轮流守卫。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锤子錾子声传来，警惕性很高的守卫员快速反应，把正在捣毁标语的人逮个现行，也保住了这些标语。2013年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将此标语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这里便成了附近几个乡镇的红色教育基地。
还是在这棵树下，当年苏维埃政权设了两年识字岗。那时各乡各村都要办学，形式不拘，能教村民识字就行。这棵树旁边的石板路是人们出行的唯一通道。我父亲和几个热血青年便利用黄楝树办起了临时学堂，当起了先生，他们用木炭把字写在木板上，将木板挂在黄楝树干上当黑板，每天都会吸引几十个人前来学字。我那时候还没出生，后来父亲给我绘声绘色地讲他教大伙儿“切、分”两个字时的情景，为防止写错，他便通俗易懂地启发大家：“士土不成切，人入不成分。七刀才成切，八刀才成分”。黄楝树成了村民的课堂，学习文化的场所，读书声、欢笑声飞上树梢，不绝于耳。这件事例，还写入了《平昌县教育志》。
深秋时节，漫山红遍，我又去看这棵黄楝树。远远看去，它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鲜艳夺目，树的枝条上系着密密匝匝的红绸条，红绸条和金黄色的叶子在风里翻飞。我来到树下，轻轻抚摸着黝黑粗壮的树干，在心底默默祝福：愿您万古长青……
名家点评
祖孙三代的文学情怀
王敦贤
文学，不能疗饥，不能御寒，更不能短、平、快地使人得到实惠。但它却能滋养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祖孙三代合出一本文学作品集，这在古今文坛上都称得上一件韵事。
领衔者魏奎德，生活在大巴山偏远乡村。少年时便钟情于文学，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和妻子拉扯着四个儿女。中年开始，爱妻又长年卧病，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而他却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在求生存的时间缝隙里坚持读书，勤奋写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一篇篇作品变成铅字，见诸省内外知名报刊。虽非鸿篇巨制，然家乡风物、旅途见闻、遣兴抒怀、真情实感跃然纸上。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吧，魏传伟少年时代亦迷恋文学。较之父辈，这一代人幸运得多，思想不被禁锢，阅读也不再受限制。高考落榜后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川西高原从军，无论是艰苦的新兵训练还是执行任务，他总是睁大善于发现的眼睛，苦苦地思索着如何用文字把战士们不怕流血牺牲的奉献精神，以及自己对人世间真善美的感受表达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勤苦训练，一篇篇通讯报道、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在全国报刊不断刊出并数度获奖。他的作品感情真挚、饱满。无论是写战友情、军民情、写军嫂、写隧道卫士、写父亲、写母亲，都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引发大家的共鸣。他书写的大多是平凡的人物，然而他着力刻画的却是这些平凡人物在困厄中如何挺直脊梁，写出了他们的正直、善良、坚忍、自尊，写出了他们干净的灵魂。尤值一提的是《一树李》。
魏铭洋，一棵正在成长的文学新苗。小学二年级时就喜欢阅读和写作，五年级时的作文，文笔就较清新流畅，文章条理清晰、剪裁得体。如果说书后附录所收多属小学生高质量的作文，那么，至少《“刀子嘴”的老教练》 《诚信考量》称得上是文学作品了。《“刀子嘴”的老教练》用简洁的文字准确地描绘了老教练的形象特征，介绍了他对足球的热爱、不凡经历、行事风格，重点强调了他的严谨治学的态度。《诚信考量》写诚实的朋友子淋在期末体育考试时为作者跳绳计数，子淋及时纠正了自己的失误，向老师报告了作者的真实成绩，而作者却以为朋友不够“哥们义气”，从此与好友结怨。朋友的主动示好、父母的劝慰都不能化解，直到作者自己认识到了“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要自己诚实”。
祖孙三代，祖辈能在困顿中坚守情操，父辈矢志不渝地追求人生目标，孙辈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毫无骄奢之气，我想，当与他们的共同爱好文学有关。
出于对文学的敬重，我读完书稿后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既是对该书的简单评介，也是我对祖孙三代人的文学情怀的祝福与喝彩。
（王敦贤，国家一级作家，原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20-05-22 17:23:32
魏奎德 四川平昌县人，上世纪40年代出生，中学语文退休教师，四川省老年诗词创作研究会会员。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300余篇获奖并录入选集，著有作品集《脚印》。
折多河的浪花
年少时，我就向往地处横断山脉腹心区域的康巴高原。今年4月，已逾古稀的我终于从家乡大巴山来到了康定城。从我住的阿尔卑斯社区步行20米左右，便到了折多河边。
折多河发源于“蜀山之王”贡嘎山，它在康定老城与雅拉河交汇后进入瓦斯河，最终在姑咱镇汇入大渡河。且不说它在高原峡谷中奔流是多么的磅礴豪迈，亦不说它在崎岖挫折中拼搏是怎样的豁达乐观，单说绕新城这段折多河，特别是河里的浪花，便让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这段河道，不宽，五六米左右，不深，仅仅一二米。虽然河床较为平坦，但因为水面密布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块，雪山之水淌过时，便呈现出回旋缓急的情形。急时有如校场之上的勇士比武，碰撞翻飞；缓时有如花月之下的情侣缠绵，柔情万般。于是，奇景出现了——那如雪如棉如丝如缕的洁白浪花，便形成一个整体，填满了整个河面。这时的河面，就不是河面了，如一匹白练，更像一条巨型白龙在游走。
我去海边玩过，那滔天巨浪使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而这里的浪花却像白梅玉兰，温馨多情，引人酣醉。我也爱看家乡河中渔船或游艇犁开的浪花，它虽然也似玉可人，却乃人之所为，且稍纵即逝，而折多河的浪花却是自然所赐，特质永恒。
可爱的折多河，确切地说，是可爱的浪花，使我想起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我刚到康定几日，孩子们陪我买衣服，翻来覆去那几家店铺，而售货员的态度总是百挑不厌，百试不烦，买与不买，脸上一直都挂着格桑花般的笑容，离开时，还搀扶着我走下台阶，并笑盈盈地说“扎西德勒，欢迎再来！”
我在陶醉雪域温情的同时，还被这里人们的仁义善良所感动。第一次单独去折多河边散步，人生地陌加之腿脚有疾，正在为难之时，一位六旬左右的藏族老人主动过来为我指路，并目送我几十米外。更想不到的是，当我在十多分钟后原路折返时，他竟在陡坡处等候接我。
在这里的每一天，总有一些事让我感动。5月初，康巴高原依然雪风凛冽，寒气逼人。60多名第五批州级机关援藏干部放弃休息日，全体出动，耗时一天，硬是把州民族博物馆前面偌大一片搁置了许久的荒土开挖出来，植上了300多株康定木兰、金丝桃、连香树、樱花树……而今，穹顶之下，满目苍翠，一棵棵树苗舒枝展叶，成为折多河畔一道受人赞赏的风景。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能折射出人性品质。在街头，在公园，我偶尔看到有人遛狗，但凡有人群有老人小孩的地方，他们总是远远将绳子拉紧，或者早早避让。还有人在宠物的颈脖上固块小牌，上面写着“亲爱的，不要怕，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爱折多河的浪花，它用自己永不消却的清纯洁白，把折多河变成了一条永不变色的玉龙。我更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用浪花般的高贵秉性，正在把这片热土变成无限美好的人间天堂。
迓礼生
迓的本义是迎接，迓礼生，就是在婚娶中代表男方到女方迎亲的牵头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巴山腹地，迓礼生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身份，既要满腹经纶，又要思维敏捷，更要品行端正，哪里有婚娶，哪里就有迓礼生的身影。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迓礼生这一称谓可能还没有听说过，但对于川东地区尤其是巴中、平昌、通江以及达州万源、渠县一带的老人而言，“迓礼生”就再也熟悉不过了。
那时，谁家嫁女都会要求男方来个迓礼生接亲，目的其一是显得男方重视这桩婚姻，二是从迓礼生身上可以看出男方的文风和家风。因此，迎亲队伍里除媒婆之外，最关键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迓礼生了。
女方要达到上面两个目的，事先要约定好男方迎亲队伍不能直接进屋，必须在院坝几米外停顿下来，等待女方的支客司（即司仪）出场轮番“交战”，支客司是女方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威望的人。
“交战”实际上就是相互出对子、对对子、背诗文、说吉语，甚至还要对歌。不论是书本上的，还是即兴编造的，都要在规定时限内对答如流，不能支支吾吾，更不能答不上来。男方的迓礼生一旦输了，不仅颜面扫地，尴尬之极，更会使迎亲队伍久站院坝外，冬天挨冷，夏天受热。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气氛轻松中带着紧张，不亚于刘三姐与莫老爷几个秀才对歌场面。
在我的记忆中，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居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迓礼生。
父亲在世时当了很多次迓礼生，常常都是凯旋，那场“经典之战”让他的名声从此响遍了十里八乡。
那是一个严冬的下午，大雪纷飞，父亲带领迎亲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女方家院坝处，等待女方支客司的“挑战”。女方是书香门第，祖上还出过举人，支客司是族长，又是教过私塾的老先生，被他难倒的迓礼生少说也有十几个，大家都为才三十出头的父亲捏了一把汗。
众目睽睽之下，老先生背着双手慢腾腾地出场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终于来了。
“来着是客，请！”老先生两手抱拳高拱。
“承让承让，请！”父亲身子略向前礼行。
父亲按规矩率先说话，“二姓联姻成大礼”。
“百年偕老乐长春。”老先生抹了抹胡须。
“来到屋檐下。”老先生摇头晃脑。
“不得不低头。”父亲谦恭作答。
“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老先生穷追猛打。
“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敢弹！”父亲不紧不慢。
……
父亲和老先生一问一答，你追我赶，难分伯仲。半个时辰过去了，天慢慢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看着大家站在雪地里直打哆嗦，父亲决定赶紧结束这场“拉锯战”。
父亲提高了嗓门，“漫天风雪乱交加，风吹雪条满面花。”这其实是明代诗人解缙《猛风刮雪》的前两句，哪料老先生一时语塞，竟然许久都没有答上后两句。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就连雪花落地的声音似乎都能听见。见此情景，父亲赶紧打圆场补了出来——
“风送雪来如玉白，雪随风去似银纱。”全场掌声不断。
“受教了，年轻人，请！”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院坝外，赶紧把父亲带领的迎亲队伍请进了屋内。
迓礼生现象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我却常常怀念，因为它折射出我们的前人重视文化传承，让健康文化以大众喜乐闻见的方式扎根于百姓生活之中。
内美外秀“上大人”
以巴中平昌粉壁镇为中心的周边十多个乡镇，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这里的人们就爱玩一种叫“上大人”的纸牌。
“上大人”与扑克麻将不同之处在于，它集启智娱乐为一体，熔书法识字于一炉，纸牌虽小，寓意深长，内美外秀，体现出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上大人”纸牌每张比普通扑克还薄，长约四寸，宽一寸，按顺序写着：“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二十四个字，简称“上丘化七尔八佳可”，人们管它叫“八房大人”，每房分别为四副共十二张，整副纸牌共九十六张牌。牌文书写在每张牌两端，“每房人”的第一个字为红色，其余二字为黑色，字体通常为正楷。
这牌的内在之美就是讲述至圣先师孔子的故事。孔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讲谦卑，懂礼仪。
我们这一带常常把父母当作心中的“上大人”，一表尊重孝顺，也常把对小孩和病人的将就和伺候说成服侍“上大人”一样，还有把自己眼中心中德高望重的人尊称为“上大人”，故此牌集仁、爱、礼、智、信于一身。这也是我一直很崇敬“上大人”纸牌的发明者的原因所在，他将这二十四字写在纸牌上，使人们在闲暇的娱乐中得到孔孟之道的潜移默化，从中感悟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人文情趣和义理教化，平淡自然地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滋养着我们的心灵，陶冶着世人的情操。
多少年来，在大巴山腹地我的家乡，不论是城镇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还是在阡陌田园、农家亭榭；不论是节庆假日，还是在红白喜事，“上大人”成了人有所乐，心有所安又一平台。
通常情况下，打“上大人”一般要五人，四人打牌，一人数底，轮流替换。庄家拿牌十七张，余家则十六张，底牌三十一张，置于牌桌中间。当然，人数不够的话，两人、三人、四人均可以组成场合，至于打法和规矩，以及技巧，则与麻将相差无几。
我第一次看到“上大人”的时候是在解放初期，觉得很稀奇，但祖母和父亲不让我接近，怕我小小年纪荒废学业，他们时不时给我讲解放前一些书生和富家子弟把此牌当赌具，视赌如命、败尽家业的故事，提醒我远离“上大人”。但我经常半夜里等父亲熟睡之后，悄悄溜下床把他藏于某个角落的“上大人”找出来，在桐油灯下端详纸牌两端红色的黑色的毛笔字。微弱的灯光下，小黑桃般的字像精灵一样，铁画银钩，闪闪发光，实在漂亮极了，我忍不住地用食指蘸着清水，在木桌上一笔一画地临摹着。
随着时代的变迁，扑克麻将风行，对于家乡的大多数人来说，“上大人”可能是鲜有所闻。加之“上大人”打起来动作斯文，心思缜密，费时费工，故打此牌的人愈来愈少，除了一些关系甚好的老年人偶尔碰在一起消磨时间外，绝大部分年轻人对“上大人”的内在礼仪教化认知更是少之甚少了。
“温良恭俭让，是否没有忘，仁义礼智信，是否还记得？”这一段歌词唤起了我对发明“上大人”纸牌者的再一次思考：站在文化传承的角度，他们是了不起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以自己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和执着，自发地将传承之责担于己肩，又想出了这种寓教于乐的良策教化人，感染人，鼓舞人。
高老爷
老家旁边有一个小型水库名叫胜利水库，水库对岸便是高老爷的家，每次经过那里，高老爷的影子便在我心底泛起微澜。
高老爷姓苟名兴高，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病辞世。他自幼聪慧，读书了得，十四岁便考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然而他出乎意料地拒绝当官，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人们还是尊称他为“高老爷”。
1949年春，我5岁多，懵懵懂懂，被父亲送去李青庙私塾发蒙。李青庙坐落在高老爷家的后山上，里面供着几十尊形态各异的佛像，居中是手托宝塔的李靖。先生一走开，学生们就“打起仗”来。我年小怕事，便独自去院坝玩耍。
一天，一位身板挺直、面容清瘦的老者背着手向我走来，我猜想他就是高老爷。他摸了摸我的头，问，这学校叫什么名字？我说“李青庙”。他摇了摇头说，错矣错矣，该叫“李靖庙”，这些大人们，没得文化，以错传错，害了后代啊！他见我迷惑，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托塔天王李靖及其照妖镜、宝塔与孙悟空的故事。我虽半懂不懂，但从此便开了眼界。一两年后，我看到了《西游记》的连环画，内容与高老爷讲的一模一样，心底更加佩服他的博学。
一天，时任村主任的父亲带着我去参加群众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推选一名书记员。书记员的职责就是对每家每户的土地房屋填写《管业证》。当父亲提出高老爷为人选时，遭到了少数人的反对。其实这书记员的称呼表面上好听，但却是个累活儿，细活儿，容易得罪人不说，责任尤其重大。按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年逾古稀的高老爷，就该趁此推掉这桩苦差事，但他不知咋回事，十分看重。只见高老爷扒开人群，飞也似的跑到台上高声说，政府分给我们穷人的田地房屋要管世世代代，这事儿关乎大伙儿的切身利益，填写《管业证》马虎不得，你们能够填写正确吗？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把肚子里的“墨水”倒出来，难道非要带进棺材？台下一阵沉寂后，纷纷点头称是。
当上书记员的高老爷每天天刚麻麻亮便走出家门，跟着工作队员风里雨里，村上每块田地，村民每间房屋，都遍布了他的足迹。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他才打着火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村办公室，还要点着桐油灯一一填写《管业证》，常常在鸡鸣头道时才合衣躺下。两个月后，乡上第一次评比，我们村获得第一名，上面奖励他现金10万元（折合现在人民币10元），但他一接手便直接交到了乡武装部。
高老爷还有一个惊世骇俗之举，那是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儿子们从他的枕头下边翻出一叠发黄的草纸，上面写着他的遗嘱。
遗嘱大意是，儿孙们不要迷信做道场，更不能请阴阳先生寻找墓穴，占了谁的土地都是麻烦，不便耕种，不便修路，不便修塘凿堰……他说，一定要把他放在灵水洞旁边的石腔里为安。
那灵水洞是个寺庙，距他家一里路，石腔就像巨型动物张开的嘴巴，越往里走越仄逼，但却干燥无比。儿孙们遵照遗愿，把棺材安放在此，上面用无数块大小石块垒盖着。
高老爷的低调惊动了乡政府，乡长大会小会上称赞他：生前有为国为民的好思想，死后是移风易俗的好榜样。
一晃60多年过去了，高老爷的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每逢年头岁节，他们都会满怀虔敬去祭拜他。
黄楝树
距离老宅1里处的倒石桥垭口上，生长着一棵硕大的黄楝树。它需两人合抱，高达3丈有余，树冠似一把巨型大伞，遮罩地面100余平方米，它的主根从整块巨石的一丝缝隙延伸下去，其它的根茎全部裸露在石头上。我惊叹它在长达200年时间里栉风沐雨、屹立不倒的同时，更为它经历的光荣历史和发生的故事而万分敬仰。
1933年冬天，红四方面军来到我的家乡粉壁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中几个宣传员在离这棵黄楝树20米处的悬崖上錾刻标语，为了不扰民，他们就在黄楝树下支起简易帐篷，吃住都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三月。白天，老百姓送来饭菜，他们就把树下的巨石当餐桌。寒夜，乡亲们在树下架起柴火，为他们取暖。1935年红军走后，村里有人要把悬崖上的标语毁掉，乡亲们在树下的简易帐篷里日夜轮流守卫。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锤子錾子声传来，警惕性很高的守卫员快速反应，把正在捣毁标语的人逮个现行，也保住了这些标语。2013年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将此标语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这里便成了附近几个乡镇的红色教育基地。
还是在这棵树下，当年苏维埃政权设了两年识字岗。那时各乡各村都要办学，形式不拘，能教村民识字就行。这棵树旁边的石板路是人们出行的唯一通道。我父亲和几个热血青年便利用黄楝树办起了临时学堂，当起了先生，他们用木炭把字写在木板上，将木板挂在黄楝树干上当黑板，每天都会吸引几十个人前来学字。我那时候还没出生，后来父亲给我绘声绘色地讲他教大伙儿“切、分”两个字时的情景，为防止写错，他便通俗易懂地启发大家：“士土不成切，人入不成分。七刀才成切，八刀才成分”。黄楝树成了村民的课堂，学习文化的场所，读书声、欢笑声飞上树梢，不绝于耳。这件事例，还写入了《平昌县教育志》。
深秋时节，漫山红遍，我又去看这棵黄楝树。远远看去，它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鲜艳夺目，树的枝条上系着密密匝匝的红绸条，红绸条和金黄色的叶子在风里翻飞。我来到树下，轻轻抚摸着黝黑粗壮的树干，在心底默默祝福：愿您万古长青……
名家点评
祖孙三代的文学情怀
王敦贤
文学，不能疗饥，不能御寒，更不能短、平、快地使人得到实惠。但它却能滋养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祖孙三代合出一本文学作品集，这在古今文坛上都称得上一件韵事。
领衔者魏奎德，生活在大巴山偏远乡村。少年时便钟情于文学，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和妻子拉扯着四个儿女。中年开始，爱妻又长年卧病，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而他却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在求生存的时间缝隙里坚持读书，勤奋写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一篇篇作品变成铅字，见诸省内外知名报刊。虽非鸿篇巨制，然家乡风物、旅途见闻、遣兴抒怀、真情实感跃然纸上。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吧，魏传伟少年时代亦迷恋文学。较之父辈，这一代人幸运得多，思想不被禁锢，阅读也不再受限制。高考落榜后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川西高原从军，无论是艰苦的新兵训练还是执行任务，他总是睁大善于发现的眼睛，苦苦地思索着如何用文字把战士们不怕流血牺牲的奉献精神，以及自己对人世间真善美的感受表达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勤苦训练，一篇篇通讯报道、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在全国报刊不断刊出并数度获奖。他的作品感情真挚、饱满。无论是写战友情、军民情、写军嫂、写隧道卫士、写父亲、写母亲，都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引发大家的共鸣。他书写的大多是平凡的人物，然而他着力刻画的却是这些平凡人物在困厄中如何挺直脊梁，写出了他们的正直、善良、坚忍、自尊，写出了他们干净的灵魂。尤值一提的是《一树李》。
魏铭洋，一棵正在成长的文学新苗。小学二年级时就喜欢阅读和写作，五年级时的作文，文笔就较清新流畅，文章条理清晰、剪裁得体。如果说书后附录所收多属小学生高质量的作文，那么，至少《“刀子嘴”的老教练》 《诚信考量》称得上是文学作品了。《“刀子嘴”的老教练》用简洁的文字准确地描绘了老教练的形象特征，介绍了他对足球的热爱、不凡经历、行事风格，重点强调了他的严谨治学的态度。《诚信考量》写诚实的朋友子淋在期末体育考试时为作者跳绳计数，子淋及时纠正了自己的失误，向老师报告了作者的真实成绩，而作者却以为朋友不够“哥们义气”，从此与好友结怨。朋友的主动示好、父母的劝慰都不能化解，直到作者自己认识到了“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要自己诚实”。
祖孙三代，祖辈能在困顿中坚守情操，父辈矢志不渝地追求人生目标，孙辈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毫无骄奢之气，我想，当与他们的共同爱好文学有关。
出于对文学的敬重，我读完书稿后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既是对该书的简单评介，也是我对祖孙三代人的文学情怀的祝福与喝彩。
（王敦贤，国家一级作家，原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