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才（四川）

　　在城市生活久了，也想去乡村走走。单位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地点在战旗村，我放下手中千头万绪的繁文缛节，随同事一起走进六月的田野，走进红花绿树的乡村，走进活泼生动的农家，走进战旗村农耕文明的深处。

　　我们首先来到战旗村村史馆，远远飘来的是浓浓的豆瓣酱香味，郫县豆瓣是久负盛名的川菜调料，是“川菜之魂”，这个村史馆所展示的，就有几千年来蜀民们制作豆瓣的工艺流程。除此之外，这里集中展示了战旗村的历史变迁。1950年初，战旗村为灵圣乡集凤村，1952年至1965年，战旗村为先锋人民公社管辖的金星大队三生产队，这个村庄，与其他农村大队一样，也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历史轨迹。

　　一代又一代战旗人，勤耕苦种，从1970年代的第一家机砖厂，到今天具有现代意义的集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旗人已经闯出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金光大道，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风口上。

　　乡亲们不会忘记，1968年后，大队的领头人罗会金在大队支委会上提出“沟端路直树成行，条田机耕新农庄。”带领大家把土地全部“条田化”，每两亩地划成一块田。社员们晴天大干，雨天坚持干，战旗村的农田改造搞得轰轰烈烈。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村办企业如火如荼，战旗大队也不甘落后，1979年，创办了第一家集体企业机砖厂，1980年办起了先锋豆瓣厂，随后又开办了预制板厂、凤冠酒厂、鹃城复合肥厂、面粉厂等。

　　到了2000年代，战旗大队在历史的岔路口，选择了取法先进，博采众长，领头人李世立带领村干部，南来北往，考察学习南街村、华西村，借鉴“农业规模经营”理念，并在两个社开始试点，把土地集中起来实行租赁经营。与此同时，把土地集中经营与村民集中居住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公司+农户”的集约发展之路。今天的战旗村，一张美好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充分利用了都江堰灌区的天然优势和环境资源，深入挖掘岷江水乡孕育的古蜀农耕文化、亲水文化、自然田园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有机结合花田稻田、湖塘河堰、林盘亭台、小桥流水，构建传统山水田园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交相辉映的“农业公园”场景。

　　走进今天的战旗村，和风拂面，繁花似锦；莺歌燕舞，碧水蓝天。阳光下的村庄，干净的道路、敞亮的广场、整齐划一的别墅、错落有致的绿廊以及幼儿园、医疗所、便民中心、各色铺子一应俱全，每一户人家门前的小花园都种满四时的鲜花，花丛中时不时飞来一只蝴蝶，白的、黑的、粉的从头顶掠过，偶有蜜蜂的“嗡嗡”声，好一幅川西版的“普罗旺斯图景”。这样的景观，将植入我脑际的传统川西平原“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的印象，彻底打破了。

　　穿过一幢幢青瓦白墙的小洋房，来到战旗文化大院，这里是村民的文化家园，是接受文化熏陶、艺术感染及信息交流的场所。这里有设备齐全的阅览室、电脑室及各种体育器材，村民可以在这里浏览网页、开展网络教学。这里既是一个提升精神生活的重要阵地，又是一个维系乡情的消遣之地。据讲解员介绍，傍晚时分，这里热闹非凡，打乒乓球、打篮球、跳舞、健身、打牌、喝茶……一个其乐融融的小世界，无疑是战旗村的文化象征。

　　走进妈妈农庄，又是另一番天地。一眼望去，美丽无限的薰衣草和玫瑰、荷兰风车、小桥流水式的木质长廊……一切都是那么清新、自然而闲适，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徜徉于一片紫色的花海，城市的喧嚣与纷扰顿消，一种恬淡而通透的心绪油然而生。行走于乡间小道，不经意相逢的村民，一抹真诚的微笑，暖到心里，甜在脸上，仿佛遇见亲人一样，毫无生分之感。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仿佛回到了童年，让我又一次体验了中国传统农民质朴友善的温情。

　　走进乡村十八坊，青砖灰瓦、白墙木门，石子铺路，沿路还布置了鸡公车等农用工具，精心栽种的绿树间，回廊蜿蜒、流水潺潺，一派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和乡村林盘景观。街道两旁的榨油坊、布鞋坊、酒坊、豆瓣坊、酱园坊、竹编坊……有序分布，一家接着一家，令人应接不暇。传统工匠精神的展示，是乡村十八坊的亮点。与一般的旅游街区不同，乡村十八坊内的铺面背后有相对应的生产或展示空间。酱油都是在大酱缸里现场舀出来；豆瓣也是现场自选现场包装；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唐昌布鞋将车间搬到这里，用糨糊打鞋壳、缝纫机纳鞋底、剪鞋样、做边、切边、晾晒，所有制作工序一览无余。这里集中展示了包括郫县豆瓣、蜀绣、竹编在内的18种传统非物质文化制作工艺，还原旧时作坊生产方式，同时也让村里的传统匠人有了展示手艺的平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参观体验。

　　乡村十八坊总面积约80亩，集传统手工体验、工艺展示、文化休闲于一体，游客在这里可体验包括布鞋制作、豆瓣加工、榨油、蜀绣等多项传统民俗工艺。

　　从十八坊的牌坊走出，我边走边想。战旗村的历史变迁，是新中国乡村治理70年的一个缩影。系统思考战旗村的历史演进逻辑，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困境。战旗村治理取得的成效，一方面得益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建立了一个“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释放的红利，更主要的是当地治理精英对历史时代的准确判断和历史机遇的深刻把握。战旗村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川西平原上一个小村庄农民的生存智慧和发展哲学。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治理是第一位课题。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都在这一领域做过无数探索。以陶行知为主的乡村生活改革派，主张从教育入手，开启民智，于1927年在南京创设乡村建设学院；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着力于解决中国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于1924年在保定22个县推行平民教育，并于1926年在定县创立平民教育实验室；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对乡土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山东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县开辟建设乡村社会试验区。正如渠东在其译著《社会分工论》一书前言中所说：“一种思想之所以会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它可以通盘解决各种问题，而是因为它为后人铺陈了各种活生生的问题。”1964年，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界提出的主要问题。

　　当今中国，如何实现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是摆在理论和实践家面前的主要问题。从战旗村发展变迁的历史看，农村美好生活的创造，离不开一个好的政策，一个好的模式，一个好的领头人。

　　我祝愿战旗村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