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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想衣裳 百美尽呈 成博新展诠释“华夏”之美

    2022-01-21 15:37:19


    本报记者 胡斌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为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象征之一,服饰文化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风貌,它不仅展示着光彩夺目的服饰之美,更承载着华夏民族衣冠载道、礼乐之邦的厚重内涵。

      1月25日,成都博物馆“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大幕开启,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186件/组精美文物即将惊艳亮相,谱写一曲流光溢彩的锦程华章。

      一袭糹秋

      揭开战国丝织业的兴盛

      中国是世界蚕桑丝织的起源地,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已完成了从野蚕驯化到缫丝织稠的探索历程。早期的丝绸是养生送死,祭祀酬神,沟通天地的重要物质载体;商周后,丝绸逐渐演变为身份的象征,其上出现了织花和刺绣,标志着丝绸艺术的真正开始。

      来自荆州博物馆的战国糹秋衣,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对襟袍服。它双袖平直,两襟对中,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红棕绢面上刺绣有凤鸟逐蛇纹样,袖缘为条纹锦,领缘是大菱形纹锦。虽无实际的穿着功能,但仍然有“衣作绣,锦为缘”的基本特征,足以见当时的审美趋势与织锦技术的发达。

      一身彩绘

      诉说秦汉大一统的繁荣

      秦统并天下后,曾“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其后,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衣冠制度得以全面贯彻,形成了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服饰体系。

      “上下连裳,披体深邃”的深衣,就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服饰之一。

      出土自湖南马王堆的彩绘立俑身着深衣制长袍,交领右衽,广袖曲裾,袍上以红黑二色彩绘出花纹,袍缘、袖口绘黑底红花织锦,为我们完美呈现了汉代服饰突出形体之美的审美特征。

      一缕薄纱

      彰显两汉丝织技术的发达

      时至两汉,除了设立丝织品官营生产机构,民间私人作坊式和家庭式的丝织生产也得到长足发展。丝织品商品化生产规模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不仅产量增大,种类也日趋繁多。

      本次展出的西汉黄褐色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以绮为绣地,织纹和绣纹交相辉映,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交替分布,飞鸟、云气与瑞草花卉连续紧扣,朱红、浅棕红、橄榄绿三色丝线绣出桃花纹与云纹,是为“乘云绣”,寓意“凤鸟乘云”,画面生动,华贵异常。

      同时期的印金银火焰纹纱则是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三版套印丝织品。金银研成粉末后,加胶调和成泥,用青铜凸版印模印在轻薄透明的纱上,火焰纹样(或称博山形纹)绮丽多姿,可以想象,其时作为衣物,在行走摇曳之间的明艳动人。

      一顶金冠

      见证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即陆上“丝绸之路”。丝绸,成为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南北朝时期,兵戈扰攘,民族融合。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在丝绸之路上熙攘交错,不同的文明以服饰为载体,在这里互通互鉴,交换着关于文化、艺术与技术的秘密。

      在展出的众多璀璨的饰物中,这件来自内蒙古的镶宝石金冠饰显得极为醒目。它呈花环状,缠绕着由金叶、金丝、金片编织而成的树叶及花卉,花卉中间镶嵌各种宝石,华丽夺目,仿似希腊神话中的月桂冠,见证着北方游牧民族通过草原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件陶俑

      辉映盛唐“衣冠王国”的黄金时代

      南北朝时期的五方杂处为盛唐服饰文化的绽放奠定了基础。唐代国力强盛,东西文化交流频繁,在吸收中亚纬锦技术的基础上,其纹样也推陈出新,兼具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创建出一套详细的冠服制度。

      盛世丽人,风华绝代。唐代风气开放,女子装束华丽精美,并兴起了着胡服、男装的风潮。本次展览的两尊彩绘灰陶女俑可为我们一窥彼时风景。她们头梳乌蛮髻和凤髻,皆着对襟内衣,胸前系袢,拖不同色彩的曳地长裙,足蹬翘头履。女俑应为贵妇形象,面颊丰润,描细眉,抹胭脂,红唇欲滴,形态端庄大方,雍容华贵的形貌,精致迭丽的妆饰,彰显着大唐盛世之风。

      这些千年前的华服、锦袍、冠饰,携着所在时代的倩影,为今人展开一幅浮翠流丹的旖旎画卷。从五千多年前的桑蚕驯化,到两汉丝织技术的发达;从丝绸之路开启的东西交流盛况,到盛唐时期包容绽放的辉煌……衣冠王国,百美尽呈。服章之美,覆衣天下。新春逛成博,领略“华夏”之美。

      (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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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想衣裳 百美尽呈 成博新展诠释“华夏”之美

    2022-01-21 15:37:19


    本报记者 胡斌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为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象征之一,服饰文化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风貌,它不仅展示着光彩夺目的服饰之美,更承载着华夏民族衣冠载道、礼乐之邦的厚重内涵。

      1月25日,成都博物馆“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大幕开启,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186件/组精美文物即将惊艳亮相,谱写一曲流光溢彩的锦程华章。

      一袭糹秋

      揭开战国丝织业的兴盛

      中国是世界蚕桑丝织的起源地,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已完成了从野蚕驯化到缫丝织稠的探索历程。早期的丝绸是养生送死,祭祀酬神,沟通天地的重要物质载体;商周后,丝绸逐渐演变为身份的象征,其上出现了织花和刺绣,标志着丝绸艺术的真正开始。

      来自荆州博物馆的战国糹秋衣,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对襟袍服。它双袖平直,两襟对中,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红棕绢面上刺绣有凤鸟逐蛇纹样,袖缘为条纹锦,领缘是大菱形纹锦。虽无实际的穿着功能,但仍然有“衣作绣,锦为缘”的基本特征,足以见当时的审美趋势与织锦技术的发达。

      一身彩绘

      诉说秦汉大一统的繁荣

      秦统并天下后,曾“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其后,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衣冠制度得以全面贯彻,形成了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服饰体系。

      “上下连裳,披体深邃”的深衣,就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服饰之一。

      出土自湖南马王堆的彩绘立俑身着深衣制长袍,交领右衽,广袖曲裾,袍上以红黑二色彩绘出花纹,袍缘、袖口绘黑底红花织锦,为我们完美呈现了汉代服饰突出形体之美的审美特征。

      一缕薄纱

      彰显两汉丝织技术的发达

      时至两汉,除了设立丝织品官营生产机构,民间私人作坊式和家庭式的丝织生产也得到长足发展。丝织品商品化生产规模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不仅产量增大,种类也日趋繁多。

      本次展出的西汉黄褐色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以绮为绣地,织纹和绣纹交相辉映,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交替分布,飞鸟、云气与瑞草花卉连续紧扣,朱红、浅棕红、橄榄绿三色丝线绣出桃花纹与云纹,是为“乘云绣”,寓意“凤鸟乘云”,画面生动,华贵异常。

      同时期的印金银火焰纹纱则是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三版套印丝织品。金银研成粉末后,加胶调和成泥,用青铜凸版印模印在轻薄透明的纱上,火焰纹样(或称博山形纹)绮丽多姿,可以想象,其时作为衣物,在行走摇曳之间的明艳动人。

      一顶金冠

      见证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即陆上“丝绸之路”。丝绸,成为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南北朝时期,兵戈扰攘,民族融合。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在丝绸之路上熙攘交错,不同的文明以服饰为载体,在这里互通互鉴,交换着关于文化、艺术与技术的秘密。

      在展出的众多璀璨的饰物中,这件来自内蒙古的镶宝石金冠饰显得极为醒目。它呈花环状,缠绕着由金叶、金丝、金片编织而成的树叶及花卉,花卉中间镶嵌各种宝石,华丽夺目,仿似希腊神话中的月桂冠,见证着北方游牧民族通过草原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件陶俑

      辉映盛唐“衣冠王国”的黄金时代

      南北朝时期的五方杂处为盛唐服饰文化的绽放奠定了基础。唐代国力强盛,东西文化交流频繁,在吸收中亚纬锦技术的基础上,其纹样也推陈出新,兼具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创建出一套详细的冠服制度。

      盛世丽人,风华绝代。唐代风气开放,女子装束华丽精美,并兴起了着胡服、男装的风潮。本次展览的两尊彩绘灰陶女俑可为我们一窥彼时风景。她们头梳乌蛮髻和凤髻,皆着对襟内衣,胸前系袢,拖不同色彩的曳地长裙,足蹬翘头履。女俑应为贵妇形象,面颊丰润,描细眉,抹胭脂,红唇欲滴,形态端庄大方,雍容华贵的形貌,精致迭丽的妆饰,彰显着大唐盛世之风。

      这些千年前的华服、锦袍、冠饰,携着所在时代的倩影,为今人展开一幅浮翠流丹的旖旎画卷。从五千多年前的桑蚕驯化,到两汉丝织技术的发达;从丝绸之路开启的东西交流盛况,到盛唐时期包容绽放的辉煌……衣冠王国,百美尽呈。服章之美,覆衣天下。新春逛成博,领略“华夏”之美。

      (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